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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春秋至隋代邗沟早期运道变迁(3)


    
    隋朝开辟山阳渎
    《隋书·文帝纪》载文帝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隋朝所开的邗沟,与以前以人工运道连接自然河湖的做法不同,皆以人工开凿而成,体量较大,规制统一。
    隋文帝开山阳渎,不再按照东汉建安年间邗沟西道由邵伯而樊良湖,而改道由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宜陵镇,北达樊汊入高邮和宝应境内的山阳河以达于射阳。《嘉庆扬州志》于江都茱萸湾云:“在城东北二十里。”于山阳沟云:“在城东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浊,又名山阳渎。隋文帝开皇七年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即此。”于山洋河云:“在城东北六十里,濒宜陵镇,一名山阳河,南接江潮北至樊汊,达高邮界。”于高邮山阳河云:“在州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江都山阳河界,北至三垛桥子口入射阳湖。”
    在隋朝所开山阳渎中,扬州到宜陵镇一段的运道沿用了运盐河运道。《太平寰宇记》云:“广陵茱萸沟在县东北一十里,西从合渎渠,东过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对张纲沟,入海陵县界。”南朝人阮升之《南兖州记》云:“吴王濞开此沟通运,至海陵仓。”可见,宜陵的山阳河由西汉吴王刘濞开通,专以从海陵运盐,并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时,开始沿此运道入樊汊,以通往来。
    宜陵至山阳一段运道则是隋朝对之前的邗沟运道重修而来,且多为人工运道。《太平寰宇记》载:“淮阴县山阳渎即古之邗沟,旧水道屈曲,多设梁埭。隋文帝重加修掘通利焉。”《资治通鉴·开皇开山阳渎》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广之耳。”但《资治通鉴·大业开邗沟》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则误以为隋所开之山阳渎为吴邗沟之故道。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陈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仍沿用东汉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十五年后,隋文帝之所以重修邗沟运道,并不是因为邗沟西道不可用,而是与隋朝平定陈朝的策略有关。《隋书·贺若弼传》:“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颎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也是何若弼所献“平陈十策”之一。“渎”,即开皇七年新开之山阳渎。但由宜陵樊汊所开的山阳渎,主要基于平陈的军事需求,未能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旋开旋淤。《读史方舆纪要》引《元和郡县志》云:开皇七年既开茱萸湾,“仁寿四年复开此以通漕。”
    清人方浚颐曾说:“江去淮三百六十里,沟于春秋,渠于汉,水断于晋,渎于隋,河于唐,皆运河也。”此语高度概括了唐代以前江淮运河1500余年河道、水利的变迁。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邗沟,几经演变而成山阳渎,成为运河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诚如方浚颐所言,无论邗沟河道和形态如何变迁,其连接江淮、沟通南北的作用始终没变,“皆运河也”,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该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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