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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卫文麿对于发表三次对华声明的回忆记录


    
    日本近卫文麿对于发表三次对华声明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岁尾,乘攻陷南京之机会,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氏进行中、日和平谈判——自然系日本请德国政府出而斡旋者。事实上中国政府未能如日本所理想,乘此起而谈判,以至终归失败。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以观其后之动态。同时期与日本携手之新政权兴起,以调整两国国交。识者对此声明之批评,谓为非常失败,余个人亦认为系最大之失败。为纠正此次错误,乃设法与重庆进行谈判,结果均未成功。十一月三日乃再度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不予拒绝。”以缓和前此之声明,而所谓“东亚新秩序”亦即系由此时所产生。
    继之,将此声明之具体内容复加以说明,乃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调整对华国交方针”,说明日本出兵之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倘如此,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为中国之独立,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交还租界等,亦可予以考虑,绝不吝惜,此即所谓“近卫声明”是也。
    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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