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藏族居民的社会距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5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王友华 周永康 参加讨论
【摘 要】本研究基于“西部社会经济变迁”大型调查中的藏族居民样本数据，从网络资源社会资本视角探究了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藏族居民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缩短其与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但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藏族居民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人交谈和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这两种途径来发挥作用的。同时，那些拥有党员身份或自认为处于中下社会阶层的藏族居民更能从正面积极评价与其他民族居民间的社会距离。 【关 键 词】社会资本；藏族居民；社会距离 【作者简介】王友华(1973－)，男，重庆铜梁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民族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周永康(1970－)，男，重庆开县人，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心理健康。重庆 北碚 400715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背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布在我国60％左右的土地面积上。不同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既是我国的长期政策，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尤其是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西北地区的藏族长期以来对我国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缩短藏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促进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 法国社会学家塔德首次使用社会距离概念来指代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之后，齐美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社会距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他用社会距离来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并用此概念来进行美国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研究。在帕克理论的指导下，博格达斯发展出一套具体的社会距离量表，为定量化经验研究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在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上，国外学者发现主要有经济地位、种族差异、年龄阶段以及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等这样几个方面[1]。 国内近年来对社会距离研究主要是在我国社会流动日益频繁这种宏观背景下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间的社会距离或新旧农民工社会距离比较研究。在各种异质群体不断聚集、碰撞的现代社会中，如何缩小他们相互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而找出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通过不断的研究，国内学者发现在中国语境下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有户籍制度、文化、语言、偏见等以及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社会资本匮乏与质量低下。 上述的诸多研究在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在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这类特殊群体重视得还不够，少有关于藏族居民社会距离的研究；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已有学者从规范性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等视角来进行研究，但还缺乏从网络资源社会资本这个视角来展开相关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探究及其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拟从网络资源社会资本视角来探究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 20世纪80年代末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在其后的运用与发展中关于其涵义、测量及其操作化学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旨趣、场域出发给予社会资本不同的定义及其操作化。其中，林南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观：即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因此亦被称为网络资源社会资本①。此种观点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很大，并被大量运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社会距离是社会群体之间亲密程度的主观距离，是一种心理认知。当一个人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投资而拥有很多网络资源时，特别是当该个体意识到自己拥有很多资源时，那么这些资源及其对资源拥有的感知就会可能影响到该个体的社会距离这种主观感觉。 在对上海的实证研究中，就有学者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民工或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之一[2]。张海辉从关系强弱的角度来探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发现具有工具性的弱关系和情感性的强关系都会显著影响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但情感性的强关系影响更大[3]。胡荣等人通过对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也发现了网络密度与网络职业类型能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4]。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社会资本能积极正向影响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即社会资本越大，越能缩小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 (二)社会资本作用机制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效果主要是通过社会网络的信息、影响、人情以及社会信誉等产生的。现代社会中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通过与个人社会网络成员的交流，个体可能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消除对有关事物的误会与偏见，形成正确的认知，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些经常与其他民族居民进行交谈的藏族居民，获得的各种信息也就越多，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也就更全面，主观上也就更加愿意与其他民族居民亲近。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中，朋友是一种强关系，意味着彼此的信任。如果藏族居民的社会网络中有其他民族的朋友，一方面自己本身通过信任的朋友进而对朋友所在民族产生进一步信任，另一方面被信任的其他民族朋友通过自己的影响、社会信誉也会一定程度改变该藏族居民的社会距离认知。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经常与其他民族居民交谈，获得的信息更加充分、全面，能及时消除误会，有助于缩短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 假设3：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意味着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互相信任，有利于缩短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 三、调查设计与变量 (一)调查设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下半年西安交通大学组织的“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资料中的民族为藏族的样本部分，共计调查了957个藏族居民，他们主要分布在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省。此次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大学生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当场填答之后当场收回问卷，既保证了问卷的质量又保证了问卷的回收率。为了保证藏族居民的随机性和代表性，调查中采用的是“样本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方法，因此，样本对整个藏族居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为社会资本。基于藏族居民重要节日网络，采用林南等学者发展出来的“定位法”[5](P.166)，本文首先构建了网络顶端、网络距离以及网络差异这三个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指标变量。为了统计分析上的简洁，本研究在借鉴有关学者[6]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三个社会资本指标变量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测，发现其alpha值0.8213，说明这三个变量信度较高，测量的内容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之后，采用主成分方差最大法对这三个指标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后，敛合成一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被命名为社会资本因子(参见表2)。另两个解释变量为两个二分类变量，分别是询问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人交谈”、“是否有其他民族的朋友”。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藏族居民主观民族社会距离认知。为了准确地测量出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调查问卷中采用了基于一般社会距离量表并经过适当修改的民族社会距离量表(见表3)。经检测，该量表的alpha值为0.8524，表明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同样采用主成分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分析后，该量表被收敛为一个因子，被命名为社会距离，其值越大意味着越愿意接纳其他民族居民。 (四)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检测本研究中解释变量的解释力，本研究把以前研究中已证明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有两类：一是人口学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二是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收入、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户籍。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的藏族居民平均年龄约为43岁，标准差为14，表明调查对象中中年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男性多于女性，占了57％；党员比例较少，只有8％；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有自己的生活伴侣，比例为78％左右。在受教育层次上，藏族居民普遍较低，有86％的藏族居民接受了小学及以下的教育；在受教育年限上，藏族居民平均只有3.4年，也就是说整体上藏族居民的教育水平还不到小学四年级。但在个人主观社会阶层地位上，绝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层或中下层，其比例分别为57％和26％。拥有城市户口的藏族居民比较少，只有14％。在经济收入上，藏族居民在上一年度人均年收入为10095元，标准差为16124元。   在藏族居民的社会资本方面(见表2)，网顶均值为38.7，但36.5的标准差表明不同藏族居民之间网顶差异很大，同样比较高的网距标准差也意味着藏族居民社会网络成员职业地位差距比较大。相比之下，网差无论是在均值还是标准差都在2.5左右，表明藏族居民交往成员的职业类型不多，而且相互之间差别不大。因子分析后提取的唯一公因子能解释三个指标变量89％的差异，也就是说该因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上，有41％的藏族居民在上一年里经常和其他民族的人交谈，而拥有其他民族朋友的占了29％。  与一般社会距离量表的结果趋势相一致，随着亲密性和卷入性的增加，量表中藏族居民的主观民族社会距离逐渐疏远(见表3)。量表中得分最高的选项为“愿意和其他民族的人聊天”，均值为3.4，介于“无所谓”和“愿意”之间。而在“本人或子女愿意与其他民族通婚”选项上，均值为2.4，介于“不愿意”和“无所谓”之间。因子分析后，提取的公因子能解释整个量表65％左右的方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社会资本理论在民族间社会距离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提出的相关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了四个回归模型。模型1，即基准模型，只纳入了一些基本的控制变量。模型2，则在基准模型基础上纳入了社会资本解释变量，以检验社会资本能否增加模型的解释力以及是否显著。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虚拟变量“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人交谈”，同样检验是否增加模型解释力和其本身是否显著。模型4，则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上了二分虚拟变量“有其他民族的朋友”。 比较分析表4中四个模型后可发现，模型的解释力卡方值依次逐渐增加，从模型1的0.046到最后0.251。这表明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来研究民族社会距离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从模型2到模型3和模型4，这意味着模型3与模型4中新纳入的变量在预测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居民的社会距离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具体的解释变量上，表4模型2表明，社会资本因子通过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即社会资本对民族间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藏族居民的重要节日社会网络中其成员职业声望越高、职业地位之间差距越大、职业类型越多，那么其主观认知上的民族间社会距离就会变小。从模型3可以看出，在同等条件下，与不经常与其他民族交谈相比，经常与其他民族交谈会显著影响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的社会距离，即那些经常与其他民族交谈的藏族居民主观更愿意接纳其他民族居民。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模型2中影响显著的社会资本因子开始变得不显著，且系数变小。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交谈”这个中介变量进行的。在模型4中，新加入的“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虚拟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换言之，与那些没有其他民族朋友的被调查者相比，那些有其他民族朋友的藏族居民会更愿意与其他民族的居民进行亲密接触。此外，“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人交谈”这个虚拟变量尽管在模型4中依旧显著，但系数变小，这表明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这个变量进行的。社会资本因子的系数值在模型4中进一步缩小，亦表明后加入的两个变量是其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中，男性与受教育年限变量一样，由前两个模型中的显著变为后两个模型中的不显著，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模型3和模型4中新加入的变量进行的。在政治身份上，与非党员相比，那些党员藏族居民更觉得民族间社会距离比较接近。在社会阶层虚拟变量中，只有中下社会阶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与自认为处于社会下层的藏族居民相比，那些认为自己处于中下阶层的藏族居民主观上更为接纳其他民族居民。此外，农村户口由模型1的影响显著变为后三个模型中的不显著，表明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是通过后面模型中加入的变量进行的。此外，农村户口的作用方向为负，表明与城市户口的藏族居民相比，农村户口的藏族居民主观上更为排斥其他民族的居民。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网络资源社会资本这个理论视角来探究了藏族居民对其他民族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研究视角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对藏族居民主观上的民族社会距离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在具体的解释变量上，藏族居民的社会资本能显著缩短其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支持了本研究的研究假设1成立。模型3和模型4同时也表明网络资源社会资本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藏族居民“经常和其他民族的人进行交谈”和“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这两个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在验证了社会资本作用机制的同时，也意味着本文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支持。 同时，本研究还有着较强的政策启示。第一，应采用各种措施加强藏族居民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消除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当藏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交流过少时，就很容易产生隔阂、误会以至偏见，进而不愿意接近其他民族，从心理上排斥他们，从而不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 第二，鼓励藏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多结交朋友，建立与其他民族居民间的信任。朋友之间，不但可以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强关系。不同民族的朋友越多，表明不同民族间的信任越强，也就越会缩短彼此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更愿意在一起聊天、工作、做邻居甚至通婚。 第三，提高藏族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原因有二：其一，从表4四个模型中都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藏族居民的民族社会距离认知，而且在前面两个模型中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二，藏族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相互之间差距不大。后两个模型中之所以变为不显著，一则可能是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是通过后加入的变量发生的；二则可能由于受教育年限这个变量本身取值低，尤其是标准差较小，因此较难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四，对那些自认为处于中间、中上阶层的藏族居民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来缩短其民族社会距离认知。研究结果发现，这两个阶层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部分藏族居民一方面数量众多，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在民族和谐与融合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应该把相关民族工作的重点放在这两个阶层群体上。 注释： ①为了行文的方便，除非特别指出，本文以后的社会资本皆指网络资源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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