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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边界、认同与跨界民族发展——第五届跨界民族论坛综述(2)


    这一流动过程产生哪些认同困境和发展问题?这一议题是延边大学多年举办跨界民族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关照和理论关照。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李梅花讨论了朝鲜族跨国流动中的边界、认同与发展。在韩朝鲜族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更遭遇了韩国社会的隐形排斥和深度区隔,在某些人想象的“故国”中处处体会着异乡感。李梅花认为这些遭遇坚定了他们对祖国的国家认同,但跨国体验又使其认同呈现出多重性、可变性和敏感性。同时,长期经济驱动的单向跨国流动造成了边境乡村的空心化,为朝鲜族社会带来了发展的困惑和隐患。
    在研讨中,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朴今海指出,近几年朝鲜族跨国流动中出现了从单一的劳务输出走向多元化流动的新动向,她主张学者在强调政治认同之外,关注跨界民族人口流动的类型、性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认同分化现象。
    历史叙述与认同建构
    群体的边界往往在互动中得以形成,而历史叙述是人们构建群体边界和认同的重要维度。此间,认同既是互动的产物,又是确认边界的重要因素。当关涉到跨界民族,这一议题则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性。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副院长李晓斌认为,云南部分跨界民族历史叙述的复线式建构将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在云南的17个跨界民族中,有部分跨界民族的主体分布于国外,如佤族、傣族、德昂族等。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这部分跨界民族在国外的主体部分出现重构历史的状况。例如,缅甸的德昂族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与中国王朝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缅甸的德昂族的历史发生了重构,开始强调与缅族相似的迁徙史、强化与孟族一起参与缅甸历史的过程、突出与东部孟高棉文化的共同性,以此来淡化历史上中国带来的影响,强化缅甸的德昂族对缅甸的历史归属感,增强对缅甸的国家认同。李晓斌因此建议“一带一路”的建设应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影响,重视和发挥好跨界民族的桥梁作用。
    跨界与发展——一个还需充分讨论的议题
    相关学者已经意识到边界本身的流动性和多样性;边界亦非边陲和边缘,恰恰意味着机会和机遇;同时,边界也不必然带来认同问题。我国的30多个跨界民族在加强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经贸往来与合作、政策沟通了解方面具有重大优势,特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跨界民族的研究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进行学科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契机。
    学者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讨论跨界民族的发展,涉及到多元文化发展、教育发展、语言发展、公法规制、大学生社会融入等议题。其中,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徐黎丽梳理了中蒙边境口岸的共性特点和发展问题。15个口岸横跨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省、自治区之间的口岸建设反差大,缺乏联动合作,口岸本身缺乏文化交流与理解功能。徐黎丽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中处理好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建立三省、自治区联动机制,保持东部和西部口岸平衡动态发展和各口岸特色建设,重视口岸与所在乡镇间的互融共生,同时在国家层面进一步促进中蒙关系的友好发展。
    此次论坛上,主办方还特意讨论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议题,如裕固族的教育发展、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传承等。
    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在跨界民族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诸多困惑,有待深入研究。
    此次论坛上,主办方和多位参加过历届跨界民族论坛的专家学者都深有感触,近几年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跨界民族研究领域已开辟了大量的研究路径,也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和成果。更重要的是,大量年轻学者正行走在跨界民族研究的田野中。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跨界研究有所作为,开展人类学民族学界大规模的协同研究正是其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