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也是一条民族交融线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41 中国民族报 平维彬 参加讨论
“胡焕庸线”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到云南省的腾冲市，是一条大致呈45度倾斜的基本直线。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在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览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胡焕庸线’能否被突破”的重大议题。笔者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融线，我们可以试从民族交融发展的视角思考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突破“胡焕庸线”的议题。历史上，“胡焕庸线”以西的游牧民族之间发生着相互交融，这些游牧民族与“胡焕庸线”以东的农耕民族之间也发生着相互交融。本文从发生在“胡焕庸线”附近的民族交融现象出发，试分析“胡焕庸线”附近民族交融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胡焕庸线”沿线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概况 “胡焕庸线”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又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各民族竞争发展的生命线，同时也是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碰撞互动的交融线。在“胡焕庸线”附近，曾活跃着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同时也分布着众多的历史名城、军事重镇和王朝古都，如北京、太原、大同、西安、成都、丽江等。 1.“胡焕庸线”的历史地理特征 “胡焕庸线”作为我国人地关系的重大地理发现，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展开我国的历史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众多的军事要地皆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自东北向西南分别有幽云十六州、关中地区、汉中地区、河洛地区、巴蜀地区等，这些地区均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再细致地观察这条线附近的城市，可以看到有北京、西安、成都、汉中、太原、大同、大理、黑河、齐齐哈尔等，这些城市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分量不言而喻。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学者王铮认为，地貌、气候等自然禀赋是“胡焕庸线”的第一地理本性，若要突破“胡焕庸线”，必须借助交通和人口-产业集聚等第二地理本性。“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气候较为湿润，地貌以平原、丘陵为主，是我国传统的农耕区，以43.7%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4%的人口；“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气候以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为主，地貌以高原、沙漠为主，是我国传统的牧区，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6.3%，而人口只占5.6%。一般来讲，“胡焕庸线”大体与我国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重合，是我国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的分界线。“胡焕庸线”的这些历史和地理特征造就了其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差异。如要突破“胡焕庸线”，需综合考虑其历史、地理和民族等各方面特征，打破“中心-腹地”式的传统空间结构，发展“枢纽-网络”型的空间结构。 2.“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交融发展概况 “胡焕庸线”作为贯穿我国东北-西南走向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同时也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部落等群体接触互动的重要场域。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脉络，暂且不去论述类似薰育、鬼方、北戎、猃狁等远古民族，也不去叙说林胡、楼烦、义渠、大荔等古代部落，仅从历史上曾在“胡焕庸线”附近建立过古代政权的游牧民族概述，就分别有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建立的匈奴帝国，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与此同时，柔然汗国崛起于漠北与北魏长期对立。南北朝末期，突厥汗国崛起灭柔然统一草原诸部。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与北宋长期对峙。之后，女真人崛起，建立金朝，灭辽与北宋。南宋之后，蒙古人建立元朝，实现了自唐以后空前的南北大一统。元明之后，建州女真人建立后金，并发展为后来的满族，其建立的清朝大体奠定了我国今天的疆域版图。此外，还有这些游牧民族的别支或小部落，如匈奴铁勒部、鲜卑吐谷浑部、突厥沙陀部、南匈奴稽胡部、蒙古瓦剌部等都曾活跃在这条“民族交融线”附近。这些民族或者部落的变迁史，正是中华民族交融发展史的缩影写照。 二、“胡焕庸线”在民族交融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1.自然因素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需要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这片大陆内部结构复杂而完整，其自成体系的地理结构使得我国能够保持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胡焕庸线”作为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大体与我国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保持一致。同时，该线以东主要是我国的湿润区或半湿润区，分布着我国主要的农耕地带，农耕民族世代精耕细作于此；该线以西则主要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因素铸就了“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而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决定了生存于“胡焕庸线”两侧人类群体的互动与共生。我们经常会在史书中看到“马绢互市”“茶马贸易”等记载。有意思的是，这些贸易的发生地点或者贸易通道多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 2.经济互市 “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因素造就了两侧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生存于该线两侧的民族群体虽时有冲突甚至战争的爆发，但这种关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关系，确切地说应是竞争共生的关系。游牧民族的生活并非完全依靠牧业，农耕民族的生活也不是全部依赖农业。游牧民族在游牧经济体系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纺织品、茶和酒多取自于农区；农耕民族在耕种和运输上所需要的畜力、生活中所需要的牛羊肉食及皮毛原料也多需要在贸易互市中取得。比如，连接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丝绸之路”便起始于“胡焕庸线”附近的长安（今西安），而发生于我国北方农牧两大民族之间的“马绢互市”，也多分布于“胡焕庸线”附近的城市。因此，“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生产类型的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互市成为一种必要的民族交往、交流途径。 3.文化互动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的竞争共生机制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彼此之间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在“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特点鲜明的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和互动，并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创新、组合、重构。以北魏王朝为例，作为鲜卑族建立的统一中国北方的政权，北魏王朝先后定都于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平城（今大同市）、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开始推行汉化改革，在文化方面，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积极学习中原汉文化，这促进了我国北方的经济复苏、文化发展和民族大融合。同时，汉族也在不断汲取游牧民族的文化。比如，汉语中用“第一把交椅”代指首领，此处“交椅”便是“胡床”的另一种称谓。“胡焕庸线”附近不同民族的文化互动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量。 4.族际通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作为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其形成和发展的本身便是多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的结果。社会通婚作为族际互动的一种方式，是连接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纽带和桥梁，也是族际认同和族际信任程度的一种标志。以唐朝为例。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繁荣昌盛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的统治阶级中出现许多少数民族将领和民族混血官员，其统治者李氏家族便是汉族与鲜卑族通婚融合的结果。费老认为，有唐一代名义上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从唐到宋之间的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 三、“胡焕庸线”沿线民族交融的现实意义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和推动因素。在“胡焕庸线”附近发生的民族关系史，本质上是一部不同民族密切往来、共同发展、竞争共生的民族交融史。历史上，这条线两侧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无论是采取缓和的和亲政策，还是采取暴力的战争手段，都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因此，作为历史上各民族的交融线，“胡焕庸线”沿线的民族交融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胡焕庸线”附近的民族交融历史悠久，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早已形成了同呼吸、共奋斗的命运共同体，夯实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深厚历史根基。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感等各方面实现了有机整合，这就增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价值认同，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增强民族情感认同 各民族在文化交融发展的过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利于增强族际之间的情感认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胡焕庸线”作为贯穿我国东北-西南的民族交融线，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接触、互动、交融的重要场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3.推动民族工作进步 民族交融表现在民族工作方面，即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各民族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历史上，活跃于“胡焕庸线”附近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在“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逐渐缩小，共同性渐趋增强，这就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感上的保障。各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商共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团结奋斗。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