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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杨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杨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对杨锐的声名和作用打击最大的，一是范文澜，范在《中国近代史》中论述，杨锐一系的右派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范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

并且还有一个一直被后世之人忽视的一点，“围园锢后”的密谋并不是所有维新派的成员都有参与，至少杨锐没有，这点从光绪交给杨锐的那封密诏中可见。密诏的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

而康有为后来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伪诏则曰：“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杨锐的那份密诏是后来杨锐的儿子杨旭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后才公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稳妥行事的杨锐，完全是遭居心叵测的康有为连累，在对康、谭等人的密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的。其他几人有的是自愿送死，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弟或弟子，他们怨不怨康有为不好说，但杨锐在被莫名其妙地绑赴菜市口时心里一定把康有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被杀前昔，在狱中更是痛哭流涕，以头撞墙，其形着实可怜，可见他也不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在整个事件中他本是局外人，仅仅因为他是康的弟弟而枉遭连累。

闯下弥天大祸，自己逃到外国躲的远远的做海外政治运动领袖，却由别人来流血杀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康有为应该对杨锐等人的死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说杨锐是被慈禧所杀，但起因却在康有为，真要说是被康有为害死的也不为过。另外，谭嗣同向来是个敢做敢担的热血汉子，从谭的一惯为人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谭主动赴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疚，因而陪本不该死的另外几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从多方史料来看，康有为除了他那未递交成功的“公车上书”让他着实风光过以外，他在百日维新中实际上多是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光绪在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召见过康，与他聊了一阵，之后便再没再唤康入宫了。对于光绪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当时也只被任命为一个还没芝麻绿豆大的翻译小官。

而这恐怕也是康有为急着捣鼓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谏成功，那么他便一举扭转局势，有军队做后盾，那么不日满朝将皆康党，光绪也将对他言听计从，从而成全他“圣人”、“帝师”的梦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有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理想而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压上了一场政治赌博。从康有为后来剽窃别人的学术著作、鼓吹独尊孔教并自诩“圣人教主”的造神运动、以及伪造光绪密诏这些欺世盗名的举动来看，康有为绝对是个名利权欲极重的人，而这种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和举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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