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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一百单八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除了朝廷的叛臣降将，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倒是宋江，因其原任郓城县押司，文秘人员出身，故能吟诗填词，比如浔阳楼上的《西江月》，排座次后的《满江红》，东京妓院里的《念奴娇》，就是他的大作，而且有相当的水准。在这里，主要说一下宋江的两首反诗。

宋江被刺配江州，凭借吴用的条子，结识了江州牢城的监狱管理人员戴宗和李逵，宋江不但未受牢狱之苦，而且逍遥自在。一日，宋江闲来无事，与戴宗、李逵、张顺诸友联系不上，孤单、落寞、郁闷之余，登上这“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的浔阳楼，独自一人，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不禁感慨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乘着酒兴，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也借得笔砚来，题在粉壁之上。词曰：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又在《西江月》后，题下四句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题毕留款：“郓城宋江作”。

上面两首作品，就是被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举报的两首反诗。

尽管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尽管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宋江不但在官场上没有什么建树，反而“刺文双颊”，“配在江州”，这对于一个长于权术，野心勃勃的基层官员，的确是一个极大打击。可以设想，宋江一旦刑期届满，或被朝廷赦免，凭借他在郓城打下的人脉，他完全有可能在县衙再谋得一官半职。虽然他与江湖人士结交甚密，但在有一条活路的情况下，宋江是不会选择落草为寇、反叛朝廷的。由于宋江深谙权术，不甘人下的个性，让他长期“潜伏爪牙忍受”，也是耐不住这份寂寞的。正是这种不顺心、不得志、不服气的心理，宋江的所谓反诗，不过是一些形诸笔墨的高级牢骚而已。尽管诗中也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的狠话，正如金圣叹所注：“宋江心事，他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仇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

不过，“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确有造反的嫌疑。其时，宋江只是牢城中的一名囚犯，他这首《西江月》，既可理解为酒后真言，也可理解为酒后狂妄，但在词风上明显缺乏黄巢的气概与豪气。黄巢曾以菊花为喻写过两首反诗，比如，“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再比如，“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甚至比黄巢更晚的朱元璋也写过类似的反诗，比如，“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这位乞丐皇帝的诗虽然有抄袭黄巢之嫌，但诗中却充斥着王霸之气，大有夺取天下，舍我其谁之慨，却是他人不易模仿的。

宋江的一词一诗题在浔阳楼上，如果不是碰上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黄文炳，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风波。“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诗词造反，也是一大创造”。对于宋江诗词的反叛倾向，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如果没有足够的诗词常识，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很可能如壁上的前人题咏，成为过眼云烟，倒霉的宋江，偏偏遇上了三者兼备的黄文炳，联系到蔡太师京都来信中提到的顺口溜，“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宋江的反诗一案就坐实了。加之宋江题诗实行了“实名制”，不需“跨省追捕”，宋江就落入网中。

有人说，在宋江题反诗的问题上，是蔡九知府与黄文炳联手制造的一起文字狱。的确，北宋时期的政治氛围与文人政策，是历代王朝相对宽松的时期之一，除了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少有文字狱的记载。宋江的反诗，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些牢骚发泄，情感流露，即使有过激之语，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曾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宋江诗词定为反诗，无论如何应当列入“思想罪”、“言论罪”的范畴，这种做法当然为当代政治所不取，就是在当时，也违背了太祖皇帝的誓词。赵匡胤曾刻碑立誓，作过政治交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叶梦得《避暑漫抄》)然而，作为大宋地方官员的蔡德章与黄文炳，急于在“维稳”方面出政绩，以便邀功请赏，仕途畅达，什么太祖誓词、本朝典章，就顾不得了。蔡黄二人制造的这起文字狱，不仅未能保住江州地区的和谐稳定，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乱，可为古今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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