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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