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珅：安全视域下日本学界对俄国的研究（1868-194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03 爱思想 孙家珅 参加讨论
摘要：在东亚地区百余年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日本的“面向大陆”和俄国的“面向东方”既有战争层面的冲突也有战略利益上的合作，每一次冲突和对抗，都是双方对彼此认识的加深，日本对于俄国的研究也是伴随着彼此利益发展和战略需求而不断深入的。本文基于安全视域下日本对俄国的研究，立足于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日本对俄国边疆史地及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有利于梳理历史上日本对俄国研究的动力来源与现实战略考量。 关键词：日俄关系；日本学界；俄国；安全 日本学界对俄的研究是伴随着日俄关系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界对俄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俄国研究过度集中于远东地区，对俄国的核心区域即欧洲部分了解还不够深入。但在同一时期，俄国学界十分重视对日本的研究。明治时期之前，日俄两国通过不断的接触而深入的了解，相对于俄方的积极主动而言，日本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以被动和防御为主，在1853年美国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黑船来航”的刺激下，日本也不得不开放国门，于1855年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1868年至1945年是日本历史进程的关键阶段，日本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进行废藩置县等行政措施改革，这些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一方面，日本政府确立国家制度，如设立帝国议会及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另一方面，又以培植产业及富国强兵为国策推进，急速地发展成近代国家。日本帝国对俄国研究是从认识和了解阶段走向全面研究阶段，伴随着彼此利益发展和战略需求而不断深入。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对俄国的研究分为大陆政策和东方政策对立期（1868-1904年）；争夺中国满蒙权益时期（1904-1917年）；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对立时期（1917-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5年），日本分别对俄国政治制度、历史及基本状况，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内蒙、新疆活动、对苏维埃政权和对苏作战准备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归根结底，日本对于大陆的渴望和俄国对于东方的扩张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对抗，这种对抗是日本学界对俄研究的根本动力、历史渊源和现实需要。 一、大陆政策和东方政策对立期（1868-1904） 日本的“面向大陆”和俄国的“面向东方”在这一时期形成对立，双方冲突明显，受同一时期中俄关系、俄英关系、俄朝关系的影响，日本开始提出“俄国威胁论”，认为俄国在东方的行动对日本在大陆的行动构成威胁，为应对俄国的领土扩张，日本在该时期提出“征韩论”，日本对俄国的研究是围绕着以上两个论调而展开的。 1.俄国威胁论的提出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开始全面研究俄国，其中代表学者有冈义武、信夫清三郎、安冈昭男、山室信一、池井优等，这些学者都对日本的俄国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冈昭男认为:“幕府末期、明治初年至1880年期间，‘俄国威胁论’的提出，其原因首先由日俄两国就北方蝦夷、桦太领土归属问题所致。其次又因为 1860 年俄国在《北京条约》中获得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地区，致使俄朝两国领土邻接。而1861年俄国军舰攻占对马之举，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俄国威胁朝鲜半岛的认知。”[[1]]59朝鲜半岛被日本认为是面向大陆的重要通道，俄国接壤朝鲜让日本逐渐感受到了其对日本的威胁。 池井优认为日本学界形成“俄国威胁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日本与俄国在地理地域上的接近；第二，日本对1861年俄国军舰攻占对马事件尚记忆犹新；第三，英国的教唆，特别是哈里·斯密·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公使对日本有意灌输的对俄警戒心的结果。池井优在《日本外交史概说》一书中指出：“明治初期，日本尚无独自收集俄国情报的手段，对俄国的认识和有关俄国的信息主要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情报。因此，英国的巴夏礼一旦宣扬俄国恐怖，日本对俄国的警戒心就会成倍增长，其结果便导致了明治政府的一些要员认为，日本北方存在着重大威胁，那就是俄国，政府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日本对外安全系数。”[[2]]34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俄国威胁论”的提出还受到了俄英关系的影响，英国希望借日本的力量制约俄国，日本也更进一步的感受到了来自于北方的威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伺机曾刊登长篇报道，介绍《俄国东方经营部署全图》，揭示俄国的企图。 2.与“征朝论”互为表里 1868年，日本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在明治维新的众多元勋当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担任重要角色，被称为“维新三杰”。俄国威胁论提出后，“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于1869年9月25日在《朝鲜国一件伺书》中，阐述了朝鲜问题与俄国威胁之间的关系。木户孝允认为：“眼下包括俄国在内，其他各列强都将朝鲜视为口中之肉，垂涎不已。为此，我皇朝应以公法维持，承匡救扶绥之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可选。若皇朝将其搁置度外，那么俄狼等强国必定乘机吞噬而来，此为皇朝永世之大害，燃眉之急也。”[[3]]856可见日本该时期的有识之士对朝鲜问题的基本看法。日本进一步渲染俄国对朝鲜的威胁，西乡隆盛甚至于1874年1月宣称:“俄国今日内来袭必定无疑，到那时，小队长要身先士卒，率领同志勇敢作战，当今政府更要觉醒。我定要出征征讨俄兵。[[4]]64日本上下营造出了俄国和日本必将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的氛围。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清王朝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标志着东北亚传统朝贡体系的最终瓦解，此后日本迅速崛起，开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战败而告终，俄国退出了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争夺，日本吞并朝鲜只是时间问题。“俄国威胁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日本为表达“征朝论”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俄国威胁论的提出反而有助于日本国内产生征服朝鲜的论调。进一步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时期逐渐开始膨胀的扩张领土野心。 3.全面研究的开始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开始全面研究俄国。文化是安全战略研究的基础，日本学界致力于普及俄国文化，学习俄语是了解俄国文化的基础。其中关于俄语的普及，日本人就有编译俄语单词书、俄语语法书、俄语学校教科书以及俄语教辅书。其中俄语单词书详细例举了各界俄日语词汇的对照。[[5]]俄语语法书例举大量俄语语法，并以容易教学的方式展现。[[6]]日本人建立的俄语学校还出版了相应教科书，以通俗易懂的短句和短文，供学生朗读背诵使用。[[7]]小柳津邦太还编著了俄语教辅书，[[8]]更加深入的对俄语教学中的相关问题做了说明，促进俄语教学向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多部俄语教育普及和教学相关书籍的出版发行有利于俄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更有利于日本人加深对俄国的认知。 军事方面，日本由于“俄国威胁论”的提出，日本学界开始关注俄国的军事问题，松本谦堂著有《俄国之大势附英法德三国形势》[[9]]，以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俄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书中介绍了大量的俄国军备情况，如俄国的制造军舰情况，其中包括介绍俄国的制舰事业、新装甲舰、水雷艇、大型军舰的建设以及巡洋舰建造设计。关于俄国海军部署问题，书中介绍了俄国在各地建设的新军港及商港、东洋舰队的基本情况、海军的基本实力。关于俄国陆军部署问题，书中详细介绍了俄陆军在萨哈林岛上的警备，并密切关注俄军向中国满蒙地区的移驻。 日本方面还密切关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情况。19世纪中叶，俄国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让“面向大陆”的日本感到极为不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前，俄国从圣彼得堡到勘察加半岛之间通信，大概要花6至12个月的时间。自1891年正式动工以来，前后花费了25年时间，才正式完成了这条西起莫斯科、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建设过程。日本学者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西伯利亚铁路工费预算超支，西伯利亚铁路的现状，对西伯利亚中央铁路线以绘图方式呈现，同时指出在这一时间段，中国士官接受俄国的训练。基于国际关系的视角，书中还记述了俄土战争与英澳干涉，以及俄国和清朝的边界变化，指出俄商积极参与俄清之间的贸易，对于俄国国内的对日情感，书中指出俄国存在反日的思潮，称俄国禁止日文杂志的发行，限制日本文化在俄国的传播。[9] 关于历史方面，日本学者占部百太郎对于俄国近代史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10]]日本学者山本利喜雄全面详细的记述了从莫斯科公国建立到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的历史，其中将彼得大帝定义为俄国的“改造者”，充分肯定彼得大帝改革对俄国的影响。[[11]]同时书中还涉及俄国的地理、人种、贸易、教育、文学、宗教、艺术和军事等基本信息。涩江保的《俄国黑暗史》[[12]]则极具特色的重点介绍俄国的发展的不利因素，其第一章“俄国在地里上的不便”就指出俄国缺乏出海口，冬季严寒，降水量少，以及俄国突然不适合植物生长的自然问题，同时带有批判性的眼光指出了俄国在各个皇储执政时期的弊端。伊地知茂七的《俄国小史》[[13]]全面论述了俄国的地理环境，俄国的起源，以及各个君主当政时期，最后总结论述了俄国的政治、宗教、教育、文学、商业和军事情况，并在最后一章论述日俄战争开战的原因。堀竹雄的《俄国之真相》[[14]]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全书涉及俄国各个方面，经济方面重点介绍俄国经济、产业和财政；交通方面重点介绍道路、河道、海运、铁路和邮电；政治方面重点介绍俄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治及各党派；宗教信仰方面重点介绍俄国的教会组织、僧侣和异教；教育方面重点介绍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和女子教育；军事方面重点介绍俄国陆军、海军；文化方面重点介绍俄国艺术、文学、出版物、音乐和美术。是全面了解俄国的重要资料之一。 《俄国亡国论》一书中，从种族、政治、教育、宗教、经济、产业、社会各方面说明俄国内部充满矛盾，并且指出：“俄国之国情恰如骑自行车旅行，如果静止下来必然倾覆，因此他的领土扩张是必然的，如果他放弃侵略中国大陆，那他一定会被自己的内部矛盾所摧毁，因此幻想和俄国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对外政策根植于对内政策。我国必然与之一战，我国必胜，因为俄国终将为内部革命所摧毁。”[[15]]这书一出立即被封存，最后通过交涉，改名为《俄罗斯论》才得以发表。 二、争夺中国满蒙权益时期（1904-1917）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俄双方围绕着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两国矛盾变得难以调和后，1904年终于爆发了战争。1905年，日俄缔结了《朴茨茅斯和平条约》，但该条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而只能在一定时期维持现状。东京方面认为战争将会获得胜利，未来日俄在东北亚新一轮的势力之争不可避免。在俄方看来，战争双方打成平局，俄国官方报告和政府出版物中，禁止出现“失败”一词。在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重点在于俄国的行动是否会侵害日本在满蒙的利益。 伴随着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浪潮前进，日俄两国历史矛盾进一步加深，日本东京博文馆还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发布面向青少年的军国主义教育读本《少年日俄战史》[[16]]，全书共16册，于1906年出版，其中不但图文并茂地详细叙述了日俄战争的起因经过影响，还有大量的军国主义教育内容。 1.日本学界关注满蒙问题的源起 1823年，日本学者佐藤信渊撰写了《宇内混同秘策》一书，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宣扬日本征服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而要达此目标，其首要在于先取中国满蒙地区。其观点认为，如得满蒙，则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17]]426佐藤信渊由此成为日本喧嚣武力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与此相对立的是，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三国干涉还辽”等远东“新方针”对日本的满蒙政策产生巨大威胁，“满蒙战略”这一概念由此出现在日俄两国对外扩张政策当中，加剧了双方矛盾，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该时期，深入蒙古各旗的俄商不断增加，当时驻在库伦的俄国商人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定期往来的队商，每年亦在七、八千人左右；其余各地俄商及游历探险队，每年平均总数五、六万人，俄国在外蒙势力早已超过中国 。[[18]]89这引发了日本的担忧，随后双方陆续签订四次日俄密约来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学界最早关于俄国干涉满蒙地区问题的成果出现于1913年，是《东蒙古的真相》，该书在1995年被收录到韩国景仁文化社的《满蒙地理历史丛书》中，可见其代表性。虽然东蒙古指的是内蒙古中的东四盟，是日俄三次密约中划定的日本的势力范围，但该书中仍然有大量内容提及了俄国的势力对外蒙的渗透。书中在开篇绪论就谈及蒙古地区的面积约为日本领土（日本学者错误认为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南部）的六倍半来指出蒙古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于该问题研究的一种目的性。在这本书的附录“俄蒙问题和帝国”中，指出俄国对外政策是向东方侵略态势的，对外蒙势力的渗透始于17世纪，俄国早在17世纪就开始极力推进与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通过图片中的书籍目录还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于考察工作的详细程度，像牧场概况图也被收录其中。作者以自身的实地考察经历还总结了《俄蒙条约》缔结前后俄国对外蒙的行动，指出了俄国在军事、货币金融、交通邮政、新闻出版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对外蒙的控制与渗透。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由此可见，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进一步成为了日本世界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为了实施侵略政策，日本官方和学者鼓吹“满蒙非中国论”，认为日本在满蒙具有特殊的权益和地位。日本虽在密约中与俄国划分好了势力范围，但日本学界却始终关注着外蒙，涌现出了一批代表学者和研究机构。 2.矢野仁一和内田良平的对俄思想 在日本对该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其提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俄对外蒙战略选择。在日俄关系的紧张时期，以官方为背景的“满蒙问题”研究机构建立。 在日本学界，研究满蒙问题有两个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矢野仁一，另一位是内田良平，之所以选择这两位学者为代表学者，因为两人都对俄国有着比较深的了解，矢野仁一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俄领土争端问题，内田良平曾深入过俄国进行实地考察。此外，两人都有多篇涉及外蒙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专著。矢野仁一在日本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曾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执教。于1906年应聘来华，任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历史地理教习。1912年归国，在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1920年担任教授。在日本侵华期间，连续发表《满蒙藏非中国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中国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章。随着日本投降，矢野仁一于1947年被开除公职。矢野仁一毕业论文就是讨论1689年尼布楚条约康熙政府和俄国划定国界的细节和影响。以此为原点，矢野仁一由中国边境的形成逐渐形成了“中国非国论”的主张。1921年12月25，26日他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中国无国境论》的文章。在1922年新年号的《外交时报》上，他又发表了《西藏满洲蒙古非中国领土论》，认为中国的边境是在和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才逐渐确定的，此谓“真的国境”。[[19]]52 第二位是内田良平，其认为俄国矛盾重重，需借扩张维持，不侵略必将灭亡。1897年内田奉冈浩太郎之命勘察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带，途中历尽艰辛，于1898年进入俄国首都，详细调查了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得出俄国不足惧的结论。回国后，他撰写长篇文章《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在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上发表，揭露俄国政府和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向日本人民宣传俄国不过是个泥足巨人。1901年2月，内田良平纠集同伙，在东京神田锦辉馆组织黑龙会，以头山满为顾问。其纲领规定当下之急务是先与俄作战，将俄国从东亚击退，然后将蒙古、西伯利亚打成一片，为日本经营大陆打下基础。 近代日本学界大部分的学者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目光来看待外蒙问题，但仍有学者在狂热的思潮中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一问题，室伏高信在《满蒙论》[[20]]一书中就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驳斥，批判日本举国上下军国主义狂热的现状，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从中国撤军才符合本民族的长远利益。 三、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对立时期（1917-1939） 自1917年底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就组织武装干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谈判，决定由日本军队来负责推翻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在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敌对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重点是苏维埃政权对满蒙地区的革命输出，在这一时期，由于俄国爆发1917年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爆发革命，对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更加提防。1917年12月8日，军国主义思想家宇垣将军在帝国陆军大学的学生面前发表了讲话。他猛烈地攻击了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破坏存在了数百年的帝国，践踏民主原则，建立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和贫民的无政府主义权力体系”。由于担心革命思想影响到日本人，宇垣将军要求建立“铁腕政府以及拥有坚定决心与革命者也即民族叛徒做斗争的政府”[20]58。随后日本一边大举增兵于远东，支持俄国白卫军在远东建立傀儡政权。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介入俄国内战。到了1918年8月22日，日本已经基本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 1.对苏联输出意识形态的研究 根据历史背景和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重点方向，研究重点是对苏联将外蒙“赤化”（即共产主义化）的研究；对满蒙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苏联红军在该区域军力的研究。 苏联所主导的革命输出让日本感到了担心，这使得日本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外蒙赤化”问题研究，即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否会通过外蒙影响到更广的地区。这一时期的研究包括《外蒙古赤化的事情和库伦活佛的死》[[21]]《内外蒙古的赤化》[[22]]《被赤化的外蒙》[[23]]，这些研究都对苏联是否会向外蒙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在日俄意识形态对立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重点在于俄国在中国外蒙的行动是否会侵害日本在东蒙古及其他地区的利益。研究例如《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方向》[[24]]《外蒙古库伦的铁业调查报告》[[25]]《察哈尔和外蒙地区》[[26]]都是将外蒙独立问题放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利益纠葛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此外，为了更好的了解外蒙独立问题始末，日本学术界还对《外蒙古和清朝的历史关系》[[27]]《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始末》[[28]]《蒙古独立宣言后的俄中蒙关系》[[29]]等历史渊源方面进行了考证和探究。在日本学界关心的战争资源利益方面，日本对俄国的研究的重点则集中于对其在华铁矿资源的研究，日本满洲铁道地质研究所的报告就多次提到外蒙的铁矿资源，并指出俄国对于蒙古的矿产资源早已垂涎已久并指出获取资源是俄国干涉外蒙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国在蒙古的行动也影响了日本在该区域铁路沿线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益。 在这一时期，日本官方例如参谋本部和内务省也以报告的形式来指出其对“赤化”问题的重视，也制定了“防共回廊”计划来限制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出。此外，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开展“意识形态输出”却使日本更为担心。为此日本在国内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将共产主义定为非法,为阻止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出”，在外则积极构筑所谓的“防共回廊”,以在本土之外抵御苏联威胁。在1927年布施勝治的《苏联的东方战略》一书中，作者以实地考察的经历，通过对蒙古人和对蒙古社会的观察，指出当时的蒙古虽然是在徐树铮的统治下，但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实际上苏俄的势力在蒙古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蒙古有被“赤化”的可能。并且认为蒙古人被清朝数百年来愚昧的统治下，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传播，这个解读体现了日本一种稍有偏见的文明观。在《苏联的现状资料》一书中，作者以对蒙古社会产业形式和社会现状的调查指出“蒙古属于游牧民族，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然而蒙古的土地又非常的辽阔，个人又没有土地所有权，个人物资仅限于蒙古包和牛羊马等牲畜，如果将蒙古所有的家畜物资按人头平均分配也是够分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极其容易接受苏联的平等共产思想”。并且作者也观察到苏军在进入外蒙后有把外蒙左倾青年集中起来进行培养教育的举动。 2.对苏联在远东军力部署研究 在日军与苏军对抗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重点是战略部署。这一时期由于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二战初期，日军企图战略西进，进攻苏联控制的外蒙。日本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以及中共在内蒙地区的活动。研究包括《外蒙古变成红军的根据地》[[30]]《外蒙古对日本的重要性》[[31]]《外蒙的政治和军事现状》[[32]]《外蒙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向》[[33]]以及南满铁道调查部在1942年出版的60部《苏联远东和外蒙调查资料》[[34]]。日本学界还倾向于将外蒙和新疆连带放在一起研究，立于《外蒙以及新疆的情况》[[35]]，《外蒙和新疆部分》[[36]]以及《苏联的傀儡：新疆和外蒙》[[37]]都体现出了日本学界对于外蒙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1935年1月，苏军大量进入蒙古，其后苏联军队沿蒙古东南边界长达2000多公里的范围展开，援助蒙古边境部队，提供先进武器，并派遣大量教官和军事顾问。由于在这一时期，日本举国上下进入一种“战时体制”，学界对与俄国战略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以苏军在远东兵力的部署为例，日本学者就分析了外蒙的战略价值，称苏联红军在外蒙古的兵力约两万，首都库伦被改造成军备中心，接受苏联红军领导的外蒙军有数十万，彪悍的外蒙军队被配备了苏联现代化的装备。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军企图战略西进。日本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以及中共的活动。日本在该时期加强了对俄国的军事战略研究，其中东京战时生活局、日苏通信社、东亚研究所、外务省调查局和“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春红军进入山西，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共势力的崛起对外蒙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千叶山男在《远东的赤化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一书中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中提到：“中共红军接近内蒙,可以实现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络, 苏联也可以将中共作为对日政策的一环加以利用, 苏联可以乘中日间的摩擦,从新疆和外蒙进入中国。这对于日方极其不利。”[[38]]82由于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的冲突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日军和苏军在1939年发生了诺门罕战役，日本学界也是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关注，指的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书中的描述“原本平静的满蒙国境在去年的五月十一日拂晓，外蒙军队在诺门罕区域非法入境开始变的不平静”，这“满蒙国境”一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于中国领土的错误观点，即满洲国和蒙古国，而非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此外作者还认为苏联红军通过此次战役在远东地区建立起了战略优势。 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日本南满铁道调查部出版了60部《苏联远东和外蒙调查资料》[[39]]分析了外蒙古及远东地区的地形、土壤、河川、森林、气候、交通、行政机关、民事机关、住民、人口、宗教、种族、农业、畜牧、通讯和军队等情报，用以日军对苏作战。日本学界研究满蒙问题，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研究机构，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起源于南满铁路，这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主要负责对中国和俄国的情报收集工作。[[40]]满铁调查本部下设南满洲铁道地质调查所、满蒙文化协会、南满洲铁道庶务调查科、南满洲铁道经济科、南满洲铁道经济调查会、南满洲铁道社会产业部，这些部门出版了包括书籍和报告总计77部有关外蒙问题的研究成果。 二战期间，日本学者还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例如《俄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回教民族政策》[[41]]，分析俄国的民族构成。中亚研究会《中亚民族问题图书》[[42]]研究苏联对中亚各民族的政策，指出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各民族存在分裂的可能性，而这种分裂势力有助于日本对苏作战。日本东亚研究所《苏联犹太人问题调书》[[43]]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犹太人与欧美犹太人的关系。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苏联内犹太民族人口职业构成》[[44]]详细分析了苏联内犹太民族的基本情况，以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关系，日本试图从民族问题上寻找分裂苏联的突破口。 但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日军撤离中国东北，俄国不再是日本主要的战略对抗国，满蒙地区不再是日本的利益相关地区，日本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急速降温，因为失去了安全视域下实用主义的研究特征，日本对俄国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才暂时减退。 五、结语 通过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研究动向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立场观来看俄国问题：日本人自认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大和民族国家，以这个观点看待俄国问题时认为俄国有民族分裂的可能性。其二，皇国史观下的倾向性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形成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影响下，避免不了的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带有为皇国服务的倾向性。 安全视域下，日本和俄国在研究彼此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应性的特点，是一种同步的、交互性研究，在1917年革命后苏联开始了对日本是否存在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加强了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军事力量部署以及日本战略方向的研究，冷战时期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目标转移至美日同盟关系研究，日俄双方对彼此国家战略研究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变化而不断体现出新的特点。 日本学界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自身的利益，对俄国问题的关注点从俄国历史的由来，俄国东方政策和日本大陆政策的矛盾和冲突，再到苏联在远东地区兵力部署对日本的战略影响，体现了日本学界不同时期在安全视域下的不同研究重点。但不得不注意的是，日本所特有的民族观念和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贯穿研究始终，通过梳理日本学界对于俄国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重新观察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当今再次探讨俄日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研究[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 [[2]] 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説[M]東京：慶応通信,1973. [[3]] 大日本外交文書 第2巻[Z]日本国際協会,1936. [[4]] 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研究[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 [[5]] 魯西亜単語篇[M]東京：晩成舎、,1871. [[6]] 荘司鐘五郎.露西亜文法教科書[M]東京：通信露学会,1896. [[7]] 露語読本.露西亜語学校用教科書[M]東京：通信露学会,1896. [[8]] 小柳津邦太.露西亜語独修 [M]東京：岡崎屋,1901。 [[9]] 松本謙堂.露西亜之大勢附?英仏独三国形勢松本谦堂[M]河合卯之助,1880. [[10]] 占部百太郎.近世露西亜[M]東京：開拓社,1899. [[11]] 山本利喜雄.露西亜史[M]東京専門学校出版部,1901. [[12]] 渋江保.露西亜闇黒史[M]東京：文明堂,1904. [[13]] 伊地知茂七.露西亜小史[M]東京：巌松堂,1904. [[14]] 堀竹雄, 竹村尚次.露国之実相[M]東京：博文館,1904. [[15]] 内田良平.ロシア亡国論―覆刻版[M]東京：大東塾出版部,1977. [[16]] 厳谷小博.少年日露戦史[M]東京:博文館、,1905. [[17]] 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J]東京：岩波書店,1982. [[18]] 布施勝治.ソウェート東方策[M]東京：燕塵社,1927. [[19]] 矢野仁一.満洲における我が特殊権益[M]東京：弘文堂書房,1928. [[20]] 室伏高信.満蒙論[M]東京：夜明け,1931. [[21]] 中里右吉郎.日本に近い黄金国実記//外蒙赤化の事情と庫倫活佛の死[M]東京：昭文社,1926. [[22]] 布施勝治.內外蒙古の『赤化』[M]東京：燕塵社,1927. [[23]] 露西亜通信社.サウェート現勢資料第1篇//赤化せる外蒙[M]露西亜通信社,1930. [[24]] 南滿洲鐡道地質調査所.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方面//支那支那鑛業時報.第55號[Z],1917. [[25]] 南滿洲鐡道地質調査所.外蒙古庫倫鑛業調査報告//支那鑛業時報.第63號[Z],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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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南満洲鉄道.ソ聯内猶太民族の人口職業構成[Z]南満洲鉄道,1940. 孙家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来源：《北方论丛》202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