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02 爱思想 陈恒 参加讨论
摘 要：在民族国家兴起和现代社会知识飞速增长中诞生的职业化历史学，虽然塑造了经典研究范式，但也带来“建制化的窠臼”，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并未被视作重要的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缺漏。欧洲化的知识结构随着殖民主义向全球传播，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平等、公平、公正表达观点的机会。在人类文明巨变的今天，史学的新材料、新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第四次史学革命”呼之欲出。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不再被细化的学科所决定，也不再被民族国家所约束。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 关键词：史学史 西方中心论 史学危机 历史学家 历史观念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史学史研究尤为发达，是中国史学特有现象。如《辞海》不仅收录有“历史”、“史学”条目，还专门设有“史学史”词条，而西方百科全书或词典较少收录该词条。《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对“历史学”的定义：“历史学（historiography），是指历史的写作，特别是基于对资料来源的批判性审查，从这些资料来源的真实材料中选择特定的细节，并将这些细节综合成经得起批判性审查的叙述。历史学一词也指历史撰述的理论和历史。”尽管该定义突出强调19世纪晚期日臻成熟的历史学批判研究方法，但最终还是落脚在历史书写层面，所谓“历史学，乃是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辞海》（第7版）则将“史学史”单独抽离出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主要任务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评价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历史学家的思想源流与派别，并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该学科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世界史学史、国别史学史、断代史学史等”，丰富了历史研究对象，为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奠定基本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逐渐脱离其他人文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自19世纪中后期史学研究职业化以降，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的差异愈益分明，历史学研究渐趋专门化、专业化和精细化。史学研究职业化后产生了新问题：其遮蔽了人类知识的哪些领域？为什么历史研究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缺少宏大叙事？考察19世纪中期以来的史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史学职业化前后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学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 任何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的变化会使知识形态发生变化，影响人们的研究视野和分析路径。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三方面进行阐述：其一，局促的历史学与拘谨的历史学家；其二，时间的重塑、空间的拓展与概念的变化对史学史研究的影响；其三，面对可能发生的第四次史学史危机以及“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去学科中心”、“去人类中心”等重大历史理论，在回答历史学职业化带来种种问题之缘由的同时，着重展望史学史研究存在的无限可能性。历史学发展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智能时代，史学史研究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转向，而且可能是一场颠覆性的认知革命。 一、局促的历史学与拘谨的历史学家 史学职业化是指史学从神学、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有自己的研究机制系统和人才培养体系，发展出自身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目的，由此，19世纪中后期“历史学在大学课程中获得一席地位”，便是这种变化最显见的征象。史学职业化以来近两个世纪，产生的史学名著汗牛充栋，已远超以往人类历史3000多年积累的历史著述总和。 史学职业化是现代社会知识飞速增长和细分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兴起等各种因素辐辏的结果。民族国家需要历史叙事来树立国族意识、建构文化认同，为此自然会追寻历史源头，需要历史学家整理文献、探究起源、反思国家发展历程，乃至构建历史知识的思想谱系。因此，这些著作大多情况下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政治或制度研究，在思想上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组织化的专业力量一方面大大促进史学发展，例如卷帙浩繁的《日耳曼文献集成》；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很多内容，窄化了历史内涵，因此“在国家主义叙事范围外，历史性的广阔领域几乎被历史学家遗忘”。 同时，职业化的研究和撰述，必然伴随经典研究范式的出现，19世纪后期几乎主导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兰克史学”便是典型例证。这种情形既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基本规范，激发其研究热情，同时也束缚了后人手脚，乃至19世纪晚期，对历史学的批评声层出不穷。法国作家福楼拜抱怨道：“一部杰作除了被当作历史文献，就再也没有其他意义了。”但实际情形是，职业化后的历史学，并非止于兰克史学的民族国家政治史或帝王将相史，出自专业史家之手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著作亦随之出现并延绵不绝，如外交史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苏俄史专家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科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年鉴学派风云人物布罗代尔的《论历史》、庶民研究开拓者拉纳吉特·古哈的《世界历史边界处的历史》和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等。贯穿在史学史脉络上的这些名著无疑颇具开拓性，并形成影响后世的“范式”，推动史学史分支形成和发展，影响分支学科走向。 需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名垂后世的史学史著作撰述者，皆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有精深研究的职业学者。这启示我们，基于文献材料的史学研究与史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体两面，难以截然分开。换言之，真正理解掌握并能写出一部优秀史学史著作的，多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的职业史家，他们擅长专题研究的同时，又兼具宏观视野、人类关怀和世界意识，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史学史，进而从理论高度理解和阐释历史。因此，史学史实际上是从主题研究的经验反思到独立发展、从边缘到中心然后从再边缘到再中心的循环往复过程，在此期间，它不断展现自身的优点长处，也暴露弱点不足，在张力中前行，最终获得承认和尊重。 史学史的生发成长是一个殊为不易的过程，已基本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侧重史学名家名作分析，除此之外，似乎都不是史学史的关注范围。我们经历了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知识和思想急速增长的20世纪，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对史学史的“范式”心存疑问：它仅注重经典历史著作是否过于狭窄？学科的“封神榜单”是否过于草率？这是一种研究路径依赖症吗？ 历史教材的编撰与演变、历史教育的沿革、历史书写与阅读、历史出版与传播、历史意识与历史记忆等，都是历史学学科自诞生以来最为相关且重要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功用，它们理应进入史学史研究范围。过去史学史的疑问或者说“缺漏”非止于此，用“局促的历史学与拘谨的历史学家”来形容过去史学史研究的实践毫不为过。 首先，从现代知识史角度说，“非历史学家”及其著作遭到忽略。如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恩斯特·贡布里希、阿比·瓦尔堡，宗教史家克里斯托弗·道森，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诺伯特·埃利亚斯，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文学史家雷纳·韦勒克，建筑史家希格弗莱德·吉迪恩，以及撰有总销量高达2500万册的《时间简史》的科学家霍金，等等。他们都是档案挖掘者、往昔解释者、传统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难道他们不是史学家吗？我们对史学家标准的设定是否太拘谨太局限？换言之，19世纪以来史学职业化在把某些领域纳入史学研究范畴的同时，也把某些领域排斥在史学研究范畴外。这一做法随着时代发展日渐不合时宜，如今重新思考新的史学范式日益迫切。 其次，从思想史角度说，始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巨大冲击，但它似乎很少波及史学史研究。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那些被遗忘的、被遮蔽的、被隐而不彰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易变的、被擦拭掉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线性的，以可以被察知的模式直接发展到今天的——所有这些都已被设定好待我们来方便认知。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是关于权力的历史”。彭刚教授精确评估了这种思潮带来的冲击：“在秉承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疏离以及对历史非连续性的揭示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其对历史文本特性的高度敏感，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勾画，一方面动摇了传统历史学根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学学科特点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似乎并未影响到业已定型的史学史研究。历史学家在20世纪兢兢业业开创的文化史、城市史、妇女史、性别史、环境史、移民史、知识史、人文史等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史范式一样，最终都陷入了“建制化的窠臼”。 面对上述问题或困局，我们需要思考，在今天知识高度交叉融合的信息时代，如何将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技术史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以及文明研究者的最新发现和理论总结为一个全面的综合体。跨学科综合体对史学尤其必要，“这是否意味着史学是一门拼凑起来的、没有自己特性的博而杂的学问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的特性，我们不妨说，它是一门以过去事实为基础的独特的人文学”。这样的要求和趋向，不仅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要探寻真知，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去追问，对过去的表现中所讨论的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要追问，对过去的表现本身意味着什么”，“在试图理解历史、政治、宗教、文学或科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深入人的背后，掌握思想”。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如此才是“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诚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如果遵循黑格尔的哲学视域来省思史学史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那么，史学史研究跟上当前社会的趋势和要求了吗？如何回答当下时代提出的问题与要求？最根本的是，如果我们要拓展历史学的内涵、边界与研究路径，应从何切入？ 二、史学史研究中时间、空间与概念的更新 纵向的时间线索、横向的空间范围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础要素。从本质上说，历史学不可能对人类过去一切作全方位的记录还原，而是以此三种要素组构起来的“影像”，达成对过去的局部性重构。历史学研究就是利用各种概念、范畴，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了解历史意味着懂得如何进行历史思考，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重构受人类知识和认识能力局限，受不同时代价值观念影响，马克思说：“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因此，历史研究在近200年来不断拓展创新，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智识的提升，其中，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变化，促动史学史研究的内涵、边界与路径不断发展变化。 （一）历史时间的划分与历史书写 法国哲学家塞尔（Michel Serres）说：“如果您拿一块手帕，把它摊开熨烫，您就可以看到某些固定的距离和不同距离的点……然后把同一块手帕揉成一团，放在口袋里。两个远处的点突然变得很近，甚至重叠在一起。如果再把手帕的某些地方撕破，原本很近的两点就会变得很远。”这种思维逻辑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对时间的划分。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运用时间工具进行考证、解释、推理等工作逐步构成的，时间是历史发展或历史进步的时间，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时间，是非自然的时间，它有自己的力量。时间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要理解现在、把握社会变迁的方向，就需要深入掌握社会变迁的长期进程。只有站在历史的视角——对于韦伯而言它可以长达2500年，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的独特性、动力和惯性。社会科学家们选择知识问题时的适用标准同样如此，从而突出分析某些类型的证据。”因此雅克·勒高夫断言：“根据我们的知识，西方人以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统一体，而历史分期就是他们的特质之一。让历史成为科学这一过程，使历史分期理所当然。历史可能不是精确的科学，但它是一种社会科学，建立在我们称之为原始材料的客观基础之上。而这些原始材料向我们呈现的历史在变化，在演变：社会的历史在实践中行进，马克·布洛赫这样说。历史学家必须掌握时间，同时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时间是变化的，历史分期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具。” 至于史学史分期，虽然可以借用政治编年史上的时段符号，但必须要考虑史学自身发展情况，即相对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速度，史学的变化或转折要迟滞不少。但无论如何，时间的划分对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譬如，自从比昂多提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分法后，这条“历史时间本初子午线”就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成为一种基础性框架，人们很难跳出这个框架。然而，随着历史时间不断演进，后人根据时势变化，对这一框架进行适时补正和微调亦在所难免。例如，公元250—650年前搭古典时期，后接中世纪，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有重塑性的传承转合意义。但是，过去一直强调的是古典世界与中世纪世界的差异，将该时期视为两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带。直至20世纪70年代，史学界才认识到这个时期连续渐变的特性，将之视为“晚期古代”。此时，历史学在这个新时期找到自身价值与位置，不再强调差异和不同、衰退和衰落，而是凸显连续与转变、过渡与继承。“一方面，在公元250年前后的人看来，某些古代制度的消失是难以想象的，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制度却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到公元476年，罗马帝国从西欧消失；到公元655年，波斯帝国从近东消失。我们很容易把晚期古代世界写成一个忧郁的‘衰落与没落’的故事，从西方看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从伊朗看是波斯萨珊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与这一时期相关的令人震惊的新开端：我们去探究为什么欧洲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为什么近东会成为伊斯兰国家；我们对这一时代新的、抽象的、艺术的‘当代’特质变得极为敏感；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让我们惊讶，因为我们捕捉到他们作品中某些不习惯的序曲，而这些序曲正是敏感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中最‘现代’、最有价值的东西。”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李格尔（Alois Riegl）提出“东方化”概念，从艺术学角度促进历史学发展；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倡导“希腊化”概念，从政治学视野拓展历史学范围；马特斯（图片Matthes）提出“小冰河时代”概念，从环境史角度丰富历史学内涵；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创造的“鞍型期”（Sattelzeit）概念，把1750—1850年视为奠定现代社会基础的过渡期，社会政治深层发生变化，政治社会的语言也发生变化，因为从那时起，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出现。这些概念大大丰富了历史学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因为时间分期赋予历史知识太多内涵、表现形式和价值寄托。历史时间是被赋予“意义”的时间，谁获得历史时间划分权，谁就为历史书写制定了“规则”，谁就拥有历史书写主动权。因此，随着历史时间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形态不断更新演化，史学史研究须对此保持足够敏锐性，对过去时间划分方式提出新见解或予以补正。 （二）空间变化不断拓展历史学家视野 对历史书写的另一重要维度——空间，须保有同样的敏锐性。所有空间都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单位。空间是表现和重新表现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是重构知识、再塑观念的重要抓手。历史学家将空间视为人口、物品、观念的流动场所，可以获得有关社会关系、身份、权力和知识的新观念。在当前学术研究语境中，空间尤其以区域研究的形式表达出来。区域研究在两方面有力促进历史研究转型。首先，通过将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世界上以前被忽视的地区，区域研究学者检验并推进了现有的关于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模式的学术研究。其次，跨区域学术研究的平等化，使人们能够认识到以前看不到的全球模式。 区域是社会的、文化的结果，其背后还体现了时间性。今天我们认为重要的区域，也许历史上并不重要；而历史上重要的区域，今天也许并不重要。比如作为区域的大西洋，在15世纪之前其世界意义的重要性几乎不存在，但“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这片广袤的区域成为美洲、非洲和欧洲的重要连接点，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舞台，催生了大量历史知识，就此而言，大西洋区域在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探索这一演变过程的学术史值得纳入史学史研究范畴。 我们谈论的区域，过去似乎专指陆地概念，但这种观念显然已经过时。海洋、太空、数字世界等概念明显也具有区域属性，甚至应把网络、元宇宙以及涉及广泛的、复杂的“人类世”纳入区域研究领域。地理上，“全球南方”应被视为一个区域，反之，“全球北方”也一样。我们应从区域的视角理解作为整体的欧洲文化区。对待“三个世界”理论也应如此。而审视流经多个国家的大江大河，如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流经6个国家的湄公河，也离不开区域视角。如此审视区域研究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边界也会得到极大拓展。 区域这一说法如此普遍，经常被当作经验现实，而非一系列变化的、重叠的和历史性的概念，似乎经常忘记区域的历史性。今天的区域不同于历史上的区域，今天的国家不同于历史上的国家。古代世界就存在各种区域和各种形式的区域连接。比如，大约公元前7—前3世纪的斯基泰帝国，占据着黑海北岸东至顿河、西抵多瑙河下游平原的大片区域。如果我们把地中海看作一个区域的话，那么无论黎凡特还是肥沃的新月地带，也应被看作历史研究的重要区域。我们需要理解古代的区域与今天已成为民族国家的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古代区域的遗产仍是影响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如果这样看待区域演化及区域学术史，那么史学史的内涵将大大延伸。 区域研究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未来形成初步判断。研究世界、人类和社会的差异，是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我们的目标是与其和谐相处时更是如此。我们的区域研究之目的完全不同于欧美，不是为了收集情报和拓展霸权，而是通过新的区域研究对世界历史作出阐释，这是在概念和知识上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不仅会使世界知识呈现新形态，使史学史研究进入新领域，而且会产生新的世界史解释模式。 （三）概念工具不断重组人类知识 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我们知道（我只说这一点，以免离题太远）从希腊人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一直在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的原因和超验的目的，而只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意识不断获得了增长。”克罗齐所谓的“意识”，是通过概念表达组构。通过对概念文献的语义研究，加里·戈茨认为：“概念包含着对于词语所指对象或现象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可以说，概念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最基础的工具之一。社会科学各学科（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提出了数不胜数的名称来描述“我们的”社会，描述现实与各种未来趋势，描述现实性与潜在性：如“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以及“消费社会”等。每个名称都包含一部分经验或概念真相，也包括一部分夸张猜测和推论。无论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这样一种历史哲学更加合理：“将它视为一种历史理论会更为有用……正是它提出的概念和问题，而不是它进行研究和证明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同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区别开来。” 概念是智识创造，是集体努力的产物，它使一些事实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与其说人类生活在一个物体、事件和情境的世界里，不如说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里。只有完全理解一个新概念，头脑才会被这个概念所充实和丰富。概念变了，知识形态就变了，新概念产生新知识。比如当下火热的“人类世”概念，尽管其前身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但自诺贝尔奖得主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年正式用它来描述人类活动对地球及其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后，学界越来越多地运用“人类世”研究“地球系统的危机”，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概念透镜，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人类社会本身是由人类、非人类动物、植物、矿物等等之间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如此观念下的学术探究势必影响史学史研究。 概念不仅是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指示器”（indicator），同时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迁的“因素”（factor）。概念改变着史学史研究内涵，比如“轴心时代”、“依附理论”、“世界体系”、“不对等发展”等，是史学家无法回避的概念工具。“不对等概念”（asymmetrical concepts）是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于1979年在《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一书中提出的，他说：“相比之下，历史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不对称的概念运作的，这些概念是不平等的对立。我们将研究三个概念：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对比，基督教和异教徒的对比，以及最后，在人类的概念领域中出现的人类和非人类、超人类和亚人类的对比。”这一切都在改变史学研究趋向。 概念只是后人的发明与想象，是“虚构的真实”：“大觉醒运动”、“小冰河时代”、“美好时代”、“资本世”（Capitalocene）、“盖娅理论”（Gaia theory）、“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等，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即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概念从来没有绝对精确的定义，但它们确实构成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暂时代表了过去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果，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它们甚至可能是继承下来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从事科学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实际上是先验的。但在未来，它们的适用性可能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三、“西方中心论”退场 按照柯林武德的说法，西方史学史曾在三次危机中发展出自身历史。第一次史学史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盛行追求永恒的哲学思潮，哲学家孜孜不倦地探索世界本原，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他们最终都将答案归结为某种实质：泰勒斯认为是水，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柏拉图认为是理念。然而，正如柯林武德所提醒的，希腊人追求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容易使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兴趣产生误解：“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以特别的速度运动着的时代里，生活在一个地震和侵蚀并以在其他地方罕见的暴力改变着大地面貌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整个自然就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场面，而人类生活又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变得更为激烈。”面对急速变化的世界，历史学在追求实质的哲学思潮中诞生了。 虽然希腊人在历史学诞生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明显带有反历史倾向。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所体现出的热情，表现在史学思想中就是“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这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早在修昔底德那里，历史观点就开始被实质主义弄得黯淡无光了。在修昔底德看来，事件的重要性主要是它们对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投射了一道光明，而事件则只不过是它们的偶然表现。在希罗多德那里是如此自由自在地涌现出来的那股历史思想的潮流，就开始变得凝固了。”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与流动的和变化的历史截然相对，当恒定取代变化后，历史学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在李维笔下，罗马成为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实质，罗马从一开始就是现成的和完整的。但是，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将无法理解奥古斯都的豪言：我接受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因此，弥漫在史学思想中的“实质主义”成为西方史学史第二次、第三次危机爆发的背景。 基督教思想对“实质主义”发起攻击：“希腊罗马哲学中有关实质的形而上学学说，遇到基督教创世说的挑战。根据创世说，除上帝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到了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才抛掉了神性实质的概念而把上帝定义为actus purus（纯行动）。及至18世纪，贝克莱抛弃了物质实质的概念，而休谟则抛弃了精神实质的概念。这时候就为欧洲历史编纂学史上的第三次转折点以及长期拖延下来的历史学之终于作为一种科学而登场，准备好了舞台。”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紧随启蒙运动，因为直至启蒙运动时期，“实质主义”的幽灵依然徘徊在史学思想中：“由于收获哲学革命的丰硕成果而阻碍了18世纪的历史学之成为科学的，乃是启蒙运动探索人性科学时所隐含着的一种未为人所注意的实质主义的残遗。”因此，浪漫主义把矛头对准“实质主义”：“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在这一过程中，赫德尔、康德、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都为消解史学思想中的“实质主义”作出贡献，从而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奠定基础。正因如此，19世纪西方率先创建科学历史学，并借助近代西方文化霸权使科学历史学向外传播。某种程度上，科学历史学是“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认可“西方中心论”是一种历史产物，那么，为了适应当下全球化的现实，就有必要对“西方中心论”及其逻辑产物——西方单数“大写历史”进行批判；如果把“西方中心论”当作永恒概念，那么历史学势必再次陷入“实质主义”危机。因此，当前历史学可能经历笔者所说的第四次史学史危机，即创建一种消解“他者中心”的史学史。史学的每一次危机都给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往昔世界，“世界是一个事件构成的世界，而社会生活是在不断地、每时每刻地创造和再创造的”。历史学不断提醒我们那些破坏确定性的复杂因素，并表明所有的判断都只是相对于时间和环境而言。 我们需要一场恰逢其时的“认识论革命”，在一场深刻的“认识论断裂”中，全面总结人类历史认识，促进史学史发展：“首先就必须是‘开启新视野、提供新眼光’——启蒙思想家们有时就是这么说的。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开辟，去创生，如果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观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眼光。若没有真正的转换，没有思想的更新（metanoia），没有精神的巨变，总之，没有学者对社会世界整个观照方式的转化，这一切都无从实现。”史学史研究的变革也是如此。 这场“认识论革命”就是在信息时代充分复原历史原貌，打破陈见的西方认识论。西方对世界的解释和对他者的认知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正常”模式，更不是“唯一”模式。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库普兰爵士（Sir Reginald Coupland）在描述英国对赞比西河谷渗透时盛气凌人地说，直到19世纪中期，“非洲人的主体”没有历史，而是“在无数个世纪里，一直沉浸在野蛮状态中……（因此）非洲的心脏几乎没有跳动过”，非洲历史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直到20世纪50年代，非洲历史一直被严重忽视，这一事实只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普遍症状。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殖民时期在非洲留下了有待克服的思想遗产。欧洲人在19世纪征服并统治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而在美洲热带地区，尽管国际公约显示这里存在一系列独立国家，但不发达状况以及欧洲人对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统治再现了殖民主义的境况。历史知识上的殖民印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作为一种错误的视角出现，是在欧洲统治时期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随后，它通过欧洲人在殖民地世界建立的教育体系向外传播。即使在欧洲人从未统治过的地方，欧洲的知识也经常被接受为现代知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各个方面。” 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开始瓦解，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曾被称为“殖民地”的广大地区如今被称为“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有人认为“发展”是西方的诡计，是帝国知识的延续，带有“文明使命”意味，即西方国家主观上认定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因此有理由让它们从属于宗主国，将现代性强加给它们。所以，西方的“发展”观念遭到有识之士质疑和反对。尼日利亚学者阿克认为，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帝国主义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把资本主义价值观、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或至少试图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第二，它将社会科学分析集中在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更像西方的问题上；第三，它传播神秘主义，以及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他分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提出可能“更成功地克服永久不发达”的替代方案：必须是一门主旨和价值观更有利于消除不发达、剥削和依赖的社会科学，符合这一要求的社会科学必然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过去两三个世纪由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趋势，现在正不断瓦解，西方模式已不能解释历史的全面发展，更不能或不可能成为描述未来的原则。世界各地的思想家探讨了许多主题，包括精神奴役、思想去殖民化，加之各种非殖民主义术语不断丰富，以及女权主义、庶民研究的兴起，理论与现实都需要新的史学史研究模式、概念、边界与路径。那么，新时代的史学史研究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四、史学史研究的第四次危机 柯林武德指出，欧洲史学史上发生过“三大危机”。从前三次史学史危机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公元前5世纪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制度和理性观念的兴起，还是公元4世纪以降，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地中海世界格局的重组，抑或是18世纪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历史性事件影响下西欧社会的变革，史学史危机都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史学研究领域的各种新理论和新观念层出不穷，第四次史学史危机或史学研究的重大转折正呼之欲出。 笔者认为，可能发生的第四次史学史危机将以“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去学科中心”、“去人类中心”为目标。尤其是“去他者中心”，只有“他者中心”不复存在，全球各种文明才能处于平等地位和公平对话中。“他者中心”是一种浪漫想象的产物，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域外优势和强势文明时容易产生的观念，“就连最忠实的史书，如果不歪曲、不夸张史实以求动听，至少总要略去细微末节，因而不能尽如原貌；如果以此为榜样亦步亦趋，每每会同传奇里的侠客一样陷于浮夸，想出来的计划每每会无法实现”。柯林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是幻想结构：历史学家——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歪曲历史的方式就是使它显得比它的真实面目更加光彩。”“他者中心”是一种把优势和强势文明作为“完美模范”而构建的想象，因而也是一种偏见。实际上，历史上各个文明或多或少存在互通有无的事实，每个文明都在借鉴他者和批判他者的过程中发展。文明发展存在差异，但落后国家在借鉴他者的经验后也会奋起直追。 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促成历史观念革新，历史观念的变革要求史学与史学史研究的重大转向。1947年，刚成立两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决定，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编写一部真正的全球通史，致力于推动“更广泛地理解人类历史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各民族、各文化的相互依存，以及他们对共同遗产的贡献”。尽力将全球史构想为除政治精英竞争、交战集团和敌对文明的编年史之外的东西，努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从古至今的、平等的、和平的、科学的世界史；他们不仅关注通史，而且关注区域史，“为了通过文化信息交流促进文化特性的保护和各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有必要推动编写该地区的新历史。之所以称其为‘新’历史，是因为直到最近，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更多的是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在加勒比地区的开发活动——岛屿和大陆的战争史和贸易史。在此之前出版的单个岛屿的历史往往是从欧洲居民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专家撰写《非洲通史》（11卷）、《中亚文明史》（6卷）、《拉丁美洲通史》（9卷）、《加勒比通史》（6卷）等，给予中国、印度、埃及等非西方古代文明以更高地位。 西方史学界亦有敏锐感知史学发展之大变局者。伊格尔斯在回顾当代史学现状时指出，当代史学必须探求书写历史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光要挑战西方中心论，超越把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然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还要超越那些初衷良好、从西方—非西方对立二分法的角度而写出的历史和历史学”。佐藤正幸认为，欧洲史学已演变为一种“认知”学科，而不是一种垂范的学科。它表现为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性别转向、情感转向、生态转向、动物转向、物质转向、区域转向、帝国转向等。 学术研究中的各种“转向”，一方面说明知识生产往往是环境性的，受到体制和社会边界制约。社会科学尤其是那些处理比较历史研究的学科，仍被欧洲和北美的观点所主导。但在过去20年里，人文和社会科学见证了跨国主义的重大转变。人文学科“空间转向”的出现，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与“全球化”一样，“跨国”远不止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静态现实；它已成为一种观察和自我反思的模式，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研究、历史书写和政策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转向”虽暗示历史学家在尽力去民族化、去国家化，但事实上今日学术话语权仍被西方世界主导，尤其是被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就连日耳曼世界、法兰西世界也黯然失色，近代文明的发展被简化为从“希腊奇迹”到“欧洲奇迹”的逻辑延续，似乎世界发展的普遍模式主要就这一小部分经验值得推广。究其本质，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倾向于从欧洲角度理解和解释非欧洲社会及其历史和文化的话语态度。因此，时代变革需要新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研究范式，因为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方法已完全不合时宜。 “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去学科中心”和“去人类中心”是第四次史学革命的任务。属于史学王国的，也应属于史学史。人类都是平等的，让一种新型的史学史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需和必要。只有“弱他者中心”、“弱自我中心”，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因为“人类用来记录过去的模式，远比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史更为多样；在这几个世纪中，与外来历史思想和历史表现形式的相遇，有时会对双方都造成重大的改变，同时也会造成另一种情况下的文化孤独的持续存在。随着18世纪的结束，在19世纪中叶伟大的历史‘学科化’前夕，亚洲、欧洲和美洲丰富多样的历史学形式之间的差异才刚刚开始通过文化间接触的过程而逐渐缩小”。人类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认知，进而对世界及其产物的认知，都是与他人共同建构的。 不仅需要打破“他者中心”、“自我中心”的史学史研究，也需要打破以某学科为中心的史学史研究——当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对跨学科研究的颂扬，往往隐含着对传统学科的不信任。当然，学科史必须结合制度史、思想史、知识史、社会史才有希望和前途。所谓“历史已死”，指的是作为解释的历史学“死掉”了，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恰是因为不需要叙述历史，人们之所以阅读历史，也不再是为了完善自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所以有各种写作研究院；历史系不教人叙事，而是培养学问家、知识家的地方。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史学史”，使历史在新世界中重生：它不再被细化的学科、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决定，也不再被市场决定。 我们需要“去人类中心”的史学史研究，大历史、环境史、生态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兴起，就是对作为世界制造者（经常是破坏者）的人类的回答，“社会必须为他们所向往的世界构想出增强能力的理念：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与其他生物群共存，而不是主宰其他生物群”，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属于人类，我们需要对人类中心的观念进行探讨、梳理和批判，尊重“自然”的权利，构建绿色人文与生态史学。 不仅要致力于研究所谓的西方“主流”文化，也要研究“异国情调”文化。“异国”意味着非中心、非焦点，“异国情调”文化同样是人类寻求发展、自我表现形式的重要遗产，自有其观照价值。如果一味寻求“知识霸权”、独占“世界舞台”，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文明交流互鉴就难以真正促成。只要有足够的反思时间、批判空间和想象力量，未来就属于我们，“毫无疑问，历史学科已经变得足够广阔，足以召唤所有从业者，比过去更能忠实于他们的各种兴趣、关注和天赋”。 结 语 凭借西方社会在近代取得的优势，欧洲知识分子纷纷从自己专业出发，论证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从根源上看，“西方中心论”在近代得以形成，与西方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凭借率先开启工业革命的先机主导世界几个世纪后，非西方国家逐渐摆脱西方控制，并开始寻求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西方中心”的世界解释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探讨一种“去他者中心”的世界解释模式越来越成为时代呼声。 全球史倡导者威廉·麦克尼尔说：“现成信息的扩展是惊人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再也不能像我年轻时那样，对西欧和美国之外五分之四的人类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了。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是时候打破西方迷信了。我们不排斥一切先进文化，但反对那些执迷于西方化的学术理想，我们需要具有批判性、包容性、世界性并与人类未来息息相关的学术。就历史学而言，书写历史和解释历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如何平衡它们？全球化对全球史的书写意味着什么？会消灭色彩斑斓的历史差异性吗？历史由谁书写？我们在书写谁的历史，为谁书写历史？如何破除历史写作霸权？以上问题都是史学史研究要考量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史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作者陈恒，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