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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的四个要点(2)


    
    3,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4,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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