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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革命的酝酿: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2)


    
    吴佩孚回到天津后,将所率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一带,准备进攻北京,同时向苏、浙、鄂、豫等省直系军阀求援。然而,在段祺瑞授意下,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均宣布中立,并分别出兵沧州和石家庄,截断津浦、京汉两线交通,使南方直军无法北上增援。11月2日,冯玉祥部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退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已进至唐山、芦台附近,吴佩孚在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于11月3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直系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一方面它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对内镇压工人运动,进行贿选,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对临城案的要求,媚外辱国,从而使它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这就促进了反直各派的联合,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孤立,遭到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同时其倒行逆施也加深了其财政危机,使其军费困难,装备不得更新,军饷和军需物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它分崩离析。曹锟上台前,原有洛(阳)、保(定)派之分,曹上台后,又有津、保派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之争,使政局不稳。同时,吴佩孚与王承斌、齐燮元、冯玉祥等争夺兵权和地盘的矛盾斗争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在内部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在这次战争中倒戈,给了吴佩孚致命的一击。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奉系的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争霸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是由来已久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冯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吴佩孚长期驻洛阳,一向视河南为其根据地,要求冯在河南督署安置其亲信,并为他筹饷,遭冯拒绝。吴为削弱冯的兵力,企图将冯部李鸣钟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以脱离冯的管辖,也因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冯为加强自己的实力,成立了五个补充团,吴屡电制止,冯均置之不理。吴冯争夺地盘和兵权的矛盾已很尖锐,吴为压制冯,在冯任职不到半年即促使北京政府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使冯失去河南地盘。冯被迫北调,吴还令冯将五个补充团留下,冯不顾吴的阻拦,仍将其部队全部运到北京。冯部北调时,吴原应允每月由河南协助军饷20万元。但冯部到京后,吴不履行诺言,加以北京政府不能按时拨给冯军费,使冯部处境十分困难。冯吴之间的矛盾成了直系内部诸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冯认为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直胜则他受吴的压迫将更甚。这是冯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的基本原因。
    冯玉祥原非曹吴的嫡系,其某些政治军事行动表现他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如1918年2月,他两次发出通电主张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因此受到孙中山的称赞。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支持其驻地常德学生的反日斗争。1923年他发出通电支持根据条约收回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能够接受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的影响。1920年秋以后他与孙中山之间常有信使往返。1923年冯收到孙中山赠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同年孙还派人转达了对冯的殷切期望。加以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的推动,使冯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也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原因。
    冯吴之间既存在尖锐的矛盾,反直势力就得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分化直系的活动。在孙中山争取冯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拉拢冯以对付吴佩孚。而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需要得到段、张的支持。冯的军费困难,段即利用张作霖提供的经费,接济冯军饷。张并一再派人到京与冯联络。段、张的拉拢和支持,使冯敢于反戈倒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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