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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化困境(3)


    城市化与文化、自然生态的恶化
    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批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两方面,比较典型的意见有:定牧导致超载过牧,此种密集、深度放牧破坏了自然生态。②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改变了内蒙古人原有的那一套生产和生活方式,③亦即破坏了其本土的“文化生态”。这些意见直指资本、政策和文化的关系。它向我们昭示:经济不等于社会!因而我们不禁要问:看似如此理性的大数据究竟丢失了什么?
    于是,我们改变用定量研究观察社会的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来考察内蒙古的城市化过程,根据人们的行为方式,将内蒙古城市化类型划分为四类:“集市型城市”、“企业型城市”、“政策型城市”和“移民型城市”。其中集市型城市发展自传统集贸市场。譬如包头发展自传统互市,它既是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信息的交汇之处;呼和浩特发展自驿站,因为密集的交通网络聚集了人气,蒙古人将这样的地方称为“浩特”。企业型城市,譬如突然发现了煤矿,就挖煤,发现气田就开采煤气,周围就业、服务业也接踵而至,企业带动了当地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和企业的命运拴得比较紧,企业一旦垮了,城市也就废了。政策型和移民型城市有些重叠,但实际上移民型城市主要是以生态移民为主(如鄂伦春、达斡尔等),这是一步到位的发展思路。当地政府将当地农牧民从山上搬下来,给他们盖好房子,让他们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政策型城市因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战略需要,搬迁整个城市,形成“新城”和“老城”格局。如鄂尔多斯整体搬迁,白天职工上政府大楼办公,晚上下班返回老城居住,形成了昼夜两重天的景象。另外一种是,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城市,比如说二连浩特、满洲里,为了与外蒙古、俄罗斯搞边境贸易,促进开展边贸活动,干脆就地打造一个城镇。笔者把移民型城市和政策型城市的微妙区别加以区分,为的是进一步看清楚政策在行为层面如何被划分的现象。
    传统上蒙古族牧民以3~5户为一个基本单位,逐水草而居,取材于地、取法于天,这使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链条,笔者将其称为“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在这个“第一链条”中,牧民的财富来自于五畜,即马、骆驼、牛、绵羊、山羊。与农业生产中的财富不同,逐水草移动是五畜的基本特征。人在链条中最重要是维护五畜的正常生存,而其生存依靠的是自然环境,因此在天(自然)面前,环境、五畜和人类是平等的,各有各的品格,并没有被资本化。人尊崇天的方式通过人们创造的仪式来实现,它规范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④祖先和天是蒙人信仰的依托,而居住的敖包同时也是祭天、祭祖的空间,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全蒙全都是依循着这样的文化机制进行生产生活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