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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秦始皇:茅于轼为何要谴责秦始皇?(2)


    
    从孔子以后,中国历史上,经常要重新修订历史。每次重新修订历史,就是对新旧历史人物的一次价值定性。这种方式在当今社会带来一个后果,连孔子也没有预料到。由于孔子所倡导的让“乱臣贼子惧”的历史警示作用和定性作用,因此,对于被定性为负面形象的历史人物,往往着墨较多。借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判定一个人有罪,一定要罗列出他的具体犯罪事实,用证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而对于正面人物和中性人物,往往比较简单。到了今天,当儒学价值体系被大为冷落的时候,历史上为了警示后人所详细罗列的“犯罪事实”,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贬低、辱骂整个中国历史的工具。好像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些阴暗面,只有这些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的事迹。打一个比方,两个同样干坏事的人,一个人是文盲,干过就算了;另一个有文化,每天记日记。结果,日记成为了犯罪证据,文盲则逍遥自在。
    这是价值判断标准改变的结果。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人们看到的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按照西方的历史观来解读中国历史,看到的只有尔虞我诈、权术阴谋、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等现象,却看不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被儒家传统特意贬斥,拿出来示众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不可能出现,即便出现,也一定会被坚决地谴责。
    参照秦始皇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拿破仑。拿破仑对历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他所制定的《拿破仑法典》至今都在发挥作用。同时,拿破仑的独裁、破坏、草菅人命也同样昭然若揭。然而,在欧洲历史上,缺乏像中国儒家一样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做法,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就处于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状况,崇拜拿破仑的人不在少数。100年后,拿破仑的崇拜者中,出现了一位对历史毫无畏惧的“乱臣贼子”,名叫希特勒,他实践了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欧洲直到希特勒之后,才像中国古人一样,给历史人物以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性。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儒家利用的是自己掌握文化传承的“史笔”,“春秋笔法”,现代欧洲人利用的是法律。为希特勒翻案,如今在欧洲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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