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其萌生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时尽管中国近现代史阶段并未结束（当时习惯上把1840～1919年叫近代，把1919～1949年称现代，后来学界又将1840～1949年总称为近代，1949年以后称为现代）[1]，学者们就着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传统史学方法研究中国1840年以后的历史；有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就产生了这段历史史料的研究。但真正把中国近现代史（即就以1840～1949年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范畴而言）作为一门学科完整地来研究，也只能在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观以往，如果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视作现代阶段（一些大学的现代史教学仍如此划分），那么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在时段上又显得不完备了。因此，相对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有了涵盖时段更长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今拟对这一学科的定位、进程、形成和前景，做一初步的考察。这对于我们总结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经验，认清当前的研究现状和问题，瞻望未来的研究前景，也许不是无益的。
1学科本身定位
说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定位，不能不涉及史料学特别是中国史史料学的学术定位。
我国史学素有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传统，很早也出现过以史料和史料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校雠略》（宋？郑樵著）、《校雠通义》（清？章学诚著）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和史料学的研究才成为科学，才逐渐有这方面的科学著作问世。解放后，史料学的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更是成果显著，以史料学命名（包括通代的、断代的、专科的、概论的）的著作达十多种，论文近百篇，但迄今未建立起一个相对严密的宏观结构体系，内容范围的界定也还缺乏统一性[2]（P41）。按照对史料学的一般理解，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应是探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科。鉴于有的作者常将史料工作（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史料学研究相混淆，故在此有必要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简要的陈述。
要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就必须搜集史料、考证史料，进而将史料分类整理并加以利用，然后才可能撰写为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一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同志，往往很难有完全现成、准确的史料可用，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史料工作；而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征集、文献考证、档案整理、图书编辑、资料提供的同志则全部精力用于此类史料工作。不管兼及或专事此具体史料工作，都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应该说，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的。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P469）进行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必然要涉及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即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问题。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步开展并形成自己学科体系的同时，有可能开始萌生并逐渐形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尽管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上升到理论形成史料学，也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有点“姗姗来迟”，但只要中国近现代史学在发展，中国近现史史料学也一定会随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赖以产生的实践的源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总结。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又是有区别的。搜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可以访问查找，包罗齐全，编成完善的目录索引；考证中国近现代史文献，可以索隐钩沉，正误匡谬，写出扎实的考证文章；整理中国近现代史档案，做到求真存实，编排有序，形成有用的资料汇编；利用近现代史图片，使之办成展览，图文并茂，堪称成功的史料陈列。但这大都只是史料工作及其成果（作出总结上升至理论者除外），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史料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由此观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并不等同的。
通过以上论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作为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定位，从而增强建设这一学科的自觉性和信心。
2学科发展进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进程大体是经历了长期准备的初创阶段（1949～1978年）、厚积薄发的活跃阶段（1979～1991年）和此后迄今正在开始的拓展阶段。
2.1初创阶段（1949～1978年）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此后出现不少关于当时史事的著作，从《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夷氛纪闻》（梁廷枬）……到《庚子国变记》（李希圣）、《袁氏盗国记》（黄毅）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史籍；与之同时，主要是在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后也出版了诸如《鸦片战争史事考》（姚薇元）、<太平天国史事考》（罗尔纲）、《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陈振江、程）等研究史料的著作。
中国现代史的开始时间传统地定为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尽管有的同志将它科学界定于1949年开始，但目前国内各高等学校教学和中国现代史学会的时间划分仍以1919年开始为准）。此后出现了不少当时史事的记述，如《五四运动纪实》（匡互生）、《中国大革命史》（华岗）、《十年观潮记》（王芸生）、《抗战中的中国》（延安抗战中的中国研究会）、《现中国的两种社会》（东北书店）等，在现代史各个时期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陆续出现不少考证史实的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其历史已经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国史”来研究；在发表大量当时记载和专著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和考证史实的文章发表。
但所有这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和史料工作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史料学却是建国以后才开始的事。1956年各高校引进苏联教材，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化（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分支）并开设史料学课。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纷设此课，当时实际上大都参照《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史料学》条的中译文和《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5期所刊苏联学者的一篇专论史料学的论文作为讲授的依据。正如当时郑天挺先生所说，着重于“批判地研究史料，分析史料的阶级性，推求史料的最初思想意图，同时对过去历史研究中的烦琐考证，以及主观主义的求证方法，加以批判”[4]。当时不少教师都写有讲稿，也有的写有论文，如刘节的《谈史料学和史学史》（《文汇报》1962.6.14）、陈恭禄的《论史料的阶级性》（《南京大学学报》1962:4）、张注洪的《革命回忆录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光明日报》1964.5.20）等文，其中有的就是当时讲授史料学的部分内容。此时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传统文献目录学的体系，内容包括史料的类型、各个时期的史料介绍，有的也讲点史学考证，以及查找文献的方法，这对于丰富同学们的史料知识，开拓学术视野，掌握研究方法，乃至推动史料学的研究，都是大有益处的。
后来，十年动乱，伪史泛滥，真史沉沦，真可说成假，无可说成有，所有初期的史料学研究乃至历史的科学研究，都在实际上停滞或取消了。
2.2活跃阶段（1979～199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获得生机，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著述纷纷问世。
综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史料学著作，有荣孟源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全书15篇，前8篇系对史料工作的认识和基本方法，后7篇系结合作者从事的《近代史资料》杂志编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谈史料编辑的具体经验。此书堪称建国后起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开创之作。
专论近代史史料学的著作有3种：一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这是作者1964年在南京大学讲课的讲义，主要将近代史史料公文档案、书札、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分类说明并评论其价值，兼及纪传体史、地方志及典章制度等。卷首绪论论及史料的发展概述、史料的真实性，并叙及阅读史籍和论文写作方法。二是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从编年体和纪传体清代通史、政书体、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纪事本末体、契据语录等体裁文献史料，到有关清史的类书、丛书和图书目录等，论述了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具体史料学。三是张革非、杨益茂、黄名长的《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着眼于阐述史料的基本观念、史料和史学的正确关系，初步探索了中国近代史料的概况，分门别类研究了各种类型史料的特点，简要介绍了大量重要的史料，并提供一些鉴别史料的基础知识。
专论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著作有3部：一是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全书分8章，首章论述了史料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2～7章分述档案、报纸、期刊、回忆录、人物研究、方志等各类史料及价值，第8章讲中国现代史工具书的种类及其作用。本书叙述具体、详尽，条目清楚，便于查阅。二是何东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绪论讲了“史”与“论”、“博”与“专”、整理史料必备知识等，1～7章分别讲述史料分类与目录学、现代史目录、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人名、地名、年代、职官等知识。三是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后美国出版英译本，又被评为高校优秀教材）。第一部分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与文献资料概述，其中除介绍各种类型文献史料的特点和概况外，还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与文献资料以及工具书。第二部分为专题讨论，涉及文件、回忆录、国外资料、专题资料等。因系两部分讲稿合并而成，个别地方难免重复。这几本史料学著述或以介绍史料为主，或以介绍研究方法为主，有的还兼及工具书及研究状况，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文献史料并重视史料的准确利用，使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有所增强。
2.3拓宽阶段（1991年以后）
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2年全国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正式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获得进一步的拓宽和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进展与史料研究领域的开拓。十年来中共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方志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所涉及范围的史料研究。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范围大为拓宽，诸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工运史的史料均广泛涉及。文献史料刊物同时刊载文献史料和与之相应的文献史料研究文章，文献史料工作使文献史料研究的范围更为开阔了。
其二，中国近现代史料研究论著的迭出与史料研究问题的深入。90年代，史料学的专著有：1）陈明显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分概论、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方志等史料介绍以及史料编纂和史著评价等章；2）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全书分8章，包括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中共党史文献的考证、中共党史文献的编辑、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相关知识等。此书对党史文献学的研究作了科学的界定和深入的探讨。此外，还有何世芬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亦以主要篇幅讲到现代史料的种类与整理、考订史料等问题。这些著作以及数以百计近现代史料考证文章的问世，显示了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史料研究的深入，促进了史料工作的开展。
其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史料工作会议的召开与史料研究水平的提高。十年来有十多次大小不等的专门研讨史料和史料学的会议，有数十次全国性的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专门会议，不少史料工作者和史料学研究者不同程度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就自己的史料评价的论文进行了交流。诸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以及林则徐、冯玉祥等人物纪念学术会议的召开，都有助于史料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组织的成立与史料学学科的发展。学会在成立后近十年内每年都举行一二次学术讲座，出版了多辑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与黑龙江党史办合办了学会机关刊物《世纪桥》，举办过三次史料学论文评奖，还创办了学会自己的近现代史料资料室并对外开放，组织编辑了大型的文史资料、党史资料等目录索引，从诸多方面为史料研究和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3学科开始形成
如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一学科大体经历了解放前的萌生时期，建国初的初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停滞时期，那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或曰学科开始形成时期。显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开始形成的表现和标志在于：
1）对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经过多次讨论具有初步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曾牵头召开中共党史史料学研讨会，及至1989年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烟台师范学院五院校从事史料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倡议成立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后来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曾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史料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做过一系列的讨论。接着，一些关于史料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不断在报刊发表，此中先后有张注洪的《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体系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3）、张宪文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同上），李永璞的《史料学的体系问题》（同上）以及陈文斌、庄建平等同志的文章，在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结构体系方面开始具有一定的共识。
2）对学科涉及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绩。以档案文献言，以《党的文献》《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北京档案史料》《档案与历史》（1994年改为《档案与史学》）为例，在公布文献的同时发表等量或若干史料研究的文章，不少堪称史料学研究的佳作。以报刊资料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9年）和《中共中央党刊史稿》（方克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都是研究报刊史料的重要成果。还有专门研究回忆录的功用、类型、特征和结构的《回忆录写作》（洪威雷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研究个人文集的《中国现代历史人物文集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邓石，1988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研究外文史料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王晓秋主编，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
3）对学科各个时期的史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并达到较高水平。此中如《〈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祖本和作者》（姚薇元，历史研究，1981:4）、《〈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景善日记是伪造的》（丁名楠，《义和团运动文选》）、《〈中华民国约法〉起草人的辨正》（张亦工，《历史研究》，1983: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更迭考》（李义彬）、《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李倩文）、《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向青）、《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考证》（张侠）、《井冈山会师时间考》（张国琦）、《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王廷科）、《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曹仲彬），力图对过去不清楚的事实甚至歪曲的记述作出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4）对学科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史料工作进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搜集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总结，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史料的经验，都为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以考证言，罗尔纲、荣孟源、杨奎松等都曾写过不少考证性的文章，论述版本、校勘、辑逸、辨伪等方法的专著及论文也多有发表。以史料整理言，包括史料的分类、注解、编辑等，前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史料整理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史料利用言，无论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科学研究的依据、历史进程的见证或影视广播的素材，中国近现代史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由有关部门以不同方式做出工作上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概述。
5）对学科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已在开始，并有一定的进展。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史的论述，多年来陆续出版的研究概述和评论的论著多有涉及，诸如《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宫明编）、《民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编著）、《中共党史研究集萃》（匡粹芳著）、《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田子渝、曾成贵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发展进程。当然，专门成书的史料学史的论著，目前还未见到。
6）对学科史料及史料学研究的目录索引做了全面编制并有初步的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李永璞主持编纂的大型全国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地方志资料的目录近2000万字，可谓至为详备，其中不仅收录各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也包括对这些史料的考证文章，当然也包括某些专门探讨史料学的论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辑了《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目录》（1980年），荣天琳、成汉昌先后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1986,1990年），王美秀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论著目录索引》（2002年），陈玉堂编辑了《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还编译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93年）。这对我们了解史料、史料工作以及史料学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和可贵的帮助。
4学科发展展望
由上可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但很不完善。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展，日益迫切需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个学科渐臻完善，恪尽自己独特的职责。为了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一学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在它的整体研究中居有指导的地位，此中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揭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具体过程的历史理论；既包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又包括关于史料学的方法论，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406）。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尚属初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是正常现象。比如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史料工作，或者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或者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又如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探讨史料研究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或者仅仅是介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内容，或者仅仅是提供有关目录索引；又如史料学研究的范围是包括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应用的部分，或者仅仅是通论的部分、具体的部分，或者仅仅是史料的部分，等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始可获得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上的科学阐述。
第二，拓宽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范围，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探索，完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在于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规律性总结。如果不广泛地接触史料，系统地研究史料，深入地总结史料工作的经验，也就谈不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个别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论著，或者限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介绍，或者孤立地论述某些整理、考证、编纂、利用史料的方法，即使这样的介绍“面面俱到”，论述也“多有见地”，亦难以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真正引向深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应包括：论述学科性质和任务、研究对象和目的、内容范围和结构、与相近学科关系等的理论部分，考察学科形成和发展源流的历史部分，阐明各种史料特点性质的分类部分，论及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经验的应用部分。只有对上述四方面进行认真研究并有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深刻总结时，才可能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渐趋充实和完善。
第三，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及国外史学方法中的有用部分，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除吸收一般学术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特别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传注学以及历史编纂学中有用的经验；同时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口述史学、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其实传统史学搜集史料的方法如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6]（P833），西方史学现代系统论中系统网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多重性多方位多线性多面性的层次分析以及中介、无序有序过程、开放式多元、模式的分析方法等之中，不乏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还可以相互结合，如口述历史，有的学者既探索我国“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7]（p53）等古训和撰写革命回忆录“口录”、“笔录”（口碑史料）的经验，又掌握国外以录音做依据的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操作规范，写出从事口述历史制订计划、事前准备（知识、设备、谈话）、纪录整理的实践体验，使中外方法相得益彰。凡此种种，对我们收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不无启迪。
第四，提倡史料工作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人员进行史料学的研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史料学研究和业务人员。多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部分学校还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生，但真正培养出较高质量的人才仍属寥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也办过培训班，每年都开学术会议，但能参与的专业人员尚少，学科建设讨论仍待深入。实际上，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者，无论在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精达的史才、广博的史学、现代的史识等方面与一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比较，都需要很高的水平。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学校、史学工作岗位，通过学会学术活动培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方面的人才。如果我们能普遍提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水平，并培养出一些专门人才，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回顾过去，是为更好地展望和推动未来的发展。21世纪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世纪，其中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要繁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又不可忽视对于作为它的基础理论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增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史实的感受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和驾御能力，更好地总结历史规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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