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贵的书稿《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是目前突厥史学界有关突厥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成果，系统全面地整理了突厥第二汗国（又称后突厥汗国）的汉文史料，涵盖传统文献与出土材料。对与此相关的，突厥第二汗国建立之前的东突厥及铁勒诸部的汉文史料也予辑录；同时代的西突厥、西域、吐蕃及契丹、奚、靺鞨等，只辑录与突厥第二汗国有关的汉文史料。全书分为两编，上编“突厥第二汗国前史编年辑考”，时代断限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至高宗调露元年（679），即自突厥第一汗国灭亡之后至突厥第二汗国兴起之前。下编“突厥第二汗国历史编年辑考”，时间断限为高宗调露元年至（679）至玄宗天宝四载（745），自阿史德温傅举兵起，至突厥第二汗国亡国止。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在体例上的重要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比如编年方面参照《资治通鉴》的年月日安排。《资治通鉴》的记载在隋唐史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不仅参考了作为旧唐书与新唐书史料来源的所有数据，包括唐代历朝实录、国史、诏敕、谱牒以及各种野史数据等，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对史料进行了严谨的甄别取舍，史料价值甚至超出了旧唐书和新唐书。尤其是通鉴构建的年代体系，是今人认识隋唐历史演变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有鉴于此，该书稿以通鉴为纲，照录相关记载，并以年为单元，逐条顺序编号，以此作为辑录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的时间框架，并以中华书局点校本通鉴的分段作为辑录史料的基本单位。当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重大歧异时，通鉴往往利用考异来表明取舍资料的根据，即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备引诸说，然后说明去取的理由。考异不仅有助于了解通鉴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而且也保留了许多现在已经佚失的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在辑录通鉴史料时，将考异中有关的内容，也一并以「校注」的形式附见于各条记事之下。书稿在《资治通鉴》每条记事下分别辑录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太平御览》、《全唐文》以及碑志、笔记等其它载籍中与通鉴各条记事有关的汉文史料作为“参见数据”，尽可能在保留通鉴建立的年代体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弥补编年体史书剪裁史料的缺陷，以更全面、系统地辑录相关史料。对于未见通鉴记载的有关史事，以“补录”的形式予以辑录。有明确系年者，附见于每年记事之后；无者，则附见于每朝之后。文字校勘以外，作者还对有关史料做了考释工作，以“备考”的形式附见于各段史料之下。对于所辑录的史料，除了加现代标点外，还依据点校本通鉴提出的原则加标专名号。每条史料都在末尾注明出处。内容及措词相同的史料，只辑录其中一种，其它相同的记载只在末尾以参见形式注出。内容相同而叙述各异的史料，分别予以辑录。辑录史料宁繁勿阙，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在国际阿尔泰学特别是其重要分支突厥学领域，由于汉文史料的重要与难以掌握，沙畹（E. Chavannes）1903年以法文出版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以及刘茂才于1958年以德文出版的《东突厥史料》（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 [T'u-kue]），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学者倚重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不过，从发掘汉文相关史料的角度来要求，无论是沙畹还是刘茂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及中国学者岑仲勉1958年出版的《突厥集史》。可是，随着考古发掘、文献整理和专题研究的深入，可以认为《突厥集史》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和最重要成果。可以预期，这部代表目前汉文突厥史料整理与研究最高水准的书稿，出版之后一定会成为突厥史研究领域最基本的工具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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