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内地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史料的利用、研究视角的多元、研究内容的扩展以及研究手段的多样性等方面，均有了惊人的发展。新思想的力量冲破了传统呆板的研究框架，显示了史学研究的活力。
以往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多是宏观的。思维相对单一，多是以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分法比照着去研究问题，造成革命史的思维无所不在。近些年，风靡史坛的是社会史、文化史及区域史的研究，多是一些微观的、个案的。由此改变了以往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单一地表述知识，转而在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中穿行徜徉，并力求寻到新的论断。可以明显看出，不少学人开始尝试着以多元化和现代化的观念探究客观对象，并从前辈的成果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和论述中受到启发，将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放在世界现代历史的演进中去考察。这里，笔者拟简叙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二是中国现代史若干热点争论的例证；三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趋向。
一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为历史既不能假设与虚构，历史研究也不能超越时代。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因此政治史始终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历史的研究自然是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均相继成立了各级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后统一改称为党史研究室），收集党史资料，撰著党史书籍，取得了巨大成绩，具有特殊的价值。大量历史文献的公布、领导人回忆录和年谱的问世，将一些往日被隐蔽的真相都展现出来。研究者从丰富的卷帙中寻找出往事的历史记载，使人们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复杂和曲折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马克思原著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深度也前所未有。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和对抗的历史，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多党合作制、中共治国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都在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中。
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以往对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研究涉足较少，这些年来，国民党方面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想、政治结构、权力支配、法律政策、意识形态等，均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大量成果将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互联系结合的实况理出了较为清晰的线索，也使我们从多元的视角去全面认识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剧烈历史变革。
自由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也曾风行一时，倡导者是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强烈的理念和抱负，想把西方的宪政思想和制度移植到中国，但未能成功。现代研究者探讨其思想的内蕴，寻找其合理的部分作为借鉴，并努力为他们作出合乎理性的历史价值定位。
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曾作出过重要贡献。1980年代后期，研究者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出于追求学术之热忱，将兴趣转向这一领域，不再仅仅关注上层社会的研究，下层社会、大众文化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举凡人口、婚姻、家庭、族群、社会结构、灾害、瘟疫、匪患、秘密社会、村落共同体、妇女史等，都在研究视野之列。凡是历史环境和生活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都可进入研究之列，力求复原历史发展的全貌。传统习惯认为，将接连发生的政治事件连贯起来加以叙述就是历史，这种看法是很不全面的。今天，将社会史呈现出来，再与政治史相结合进行研究，历史就会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画面。今日的历史是从昨日走过来的，如果仅仅把许多已发生的事件列成一张表格，那决不能算是一部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上的各种现象进行全面、彻底的观察，加以判断分析，以求达到认识客体的真相，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完整的历史。社会史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展开细致考察，就可以发现更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社会史领域近年来之所以繁荣的原因。现在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特点，是学者多从细微处着手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变迁。就我这些年所接触到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来看，都有这种倾向。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紧密相联，它同时还连接着古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实赖于先进文化的引导和支持。正因为如此，文化史的研究才长盛不衰。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在的研究特点有二：一是注重大众文化或称民间文化；二是注重区域性文化。这两种文化又是相互交织着的。如市民社会文化、民间宗教文化、历史遗产文化、宗族文化、村落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点明了不同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对群体思维及性格的影响。区域文化的研究范围，有的是以山川地理形势来确定，有的以行政区划来界定。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运河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港台文化等属此列。但是，各省区的文化也各有特色。如省域边界地区在民间信仰、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有十分相似处，也形成了一个边界模糊的文化圈，对这样领域的探索，如对根据地毗邻地湘赣边界、闽粤赣边界所写的研究论著，凸显了地区特色。1980年代初，各省、市、县相继成立了史志办公室，开始撰写本辖区的历史与地理。这一工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梁寒冰策划，经国务院批准后开展起来的，其成果数量巨大，包括目前基本出齐的各省、市、县的地方志丛书，对于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及继承学术传统，具有极大推动作用。而官方与学者个人研究计划的结合，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呈现出迅速发展之势。
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从建筑物、祠堂、庙宇、碑文、民歌及民谣中，田野调查者发掘出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将文化研究的触角伸向这个层面，历史的知识及影像就会更加丰富生动起来。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研究一个具体细微对象时，不要忘记整体观念，因为社会的存在、文化的事实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当你思考某个问题时，也应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让自己的思想进入“互动”的状态，比如和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否则孤零零的一件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重要研究价值。
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特别兴盛，许多学者都把目光转向这一领域。抗战时期中国社会重点西移内地，形成了几个著名的“文化城”如延安、桂林、重庆和昆明，许多知识分子都加入了为民族生存和复兴而战的努力中。有关抗战时期文化领域研究动态的论述，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均有专文，此不赘述。
到社会基层中去发现历史，已成为当代史学者的风尚。口述史的盛行即是明证。口述史在中国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所早就推开了，大陆是近几年才展开的，出版了很多口述史书籍，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抗战口述史》（三卷本），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文化史研究精神领域，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领域，两者的研究相结合，使得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显得更加丰满、更有活力。
区域史和社会经济史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学者根据自己对一些地区和所能掌握到的资料选择课题，诸如乡村借贷关系、租佃制度、赋税、农民生活、区域经济结构变迁、交通与社会变迁、城市化进程、市民观念变化以及民工潮等。社会所具有的丰厚内涵，都是历史学者取之不尽的学术研究宝藏。
由于中国现代史资料浩瀚、涉及内容众多、需要大量外文资料的参考，在理论方法上也要有创新，因此一些重大课题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现在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通力合作、集体研究较多。如中国设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每年公布研究课题，一些重大项目，这都需要组织团队来完成。作为长年处于这个规划组历史组的成员，笔者深感这个组织在推动学术发展上所起的巨大杠杆作用。譬如，城市史的研究，是根据各地的学术力量和城市特点，选择了上海、天津、武汉与重庆四个城市率先开展，进而带动了诸多城市史的研究，目前已蔚然壮观。
随着时代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形态及条件大不一样，而对历史的探索永远都是新的课题。19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认识到了学术规范化对于学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确是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二
古今中外，在历史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对学术问题的争论。有的是源于对资料引用或理解的不同，有的是因时代变迁后审视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有的是因为研究方法不同所致，有的是因思维方法乃至史观不同而出现一定分歧，这是极为正常的学术现象。学术和学术史的发展需要争鸣，真理愈辩愈明。
近二十年来，史学界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围绕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辩论。前者坚持反帝、反封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调和主题，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变迁；后者则以现代化理论强调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及发展为主线。目前，两种范式并存。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在中国的沿海和长江流域，百余年来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交通体系，城市化进程中则生长出银行业等金融服务体系，产生出资本家和工人等新的社会阶层，政府适应形势出台了大量新的法律和法规等，这些现代化的标志，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里引发了重大社会变迁。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外战和内战不断，民不聊生。即以1927-1937年中国国民党执政初期而论，一些学者称这一时期为“十年建设时期”，但当时国家财政经费中的80％用于内战，东北三省又被日本占领，成立了伪“满洲国”，华北也逐渐被蚕食，这样的历史事实完全以现代化为主线是根本讲不通的。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战争更是左右中国政局及社会发展的主因，这是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一大特点。
如何弘扬民族文化，正确对待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似乎成为当前争论的一大问题。有人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认为这一运动中断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还认为“打倒孔家店”是错误的。现在提出要恢复国学，于是重新读起“四书五经”，上海与苏州两地甚至还出现了有读经课程的学校。这种复古现象引起了舆论的质疑。对此，笔者认为，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也会有新文化因子的融入，文化的新陈代谢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正确认识新文化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如有的学者提出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认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全面。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群体的思想是要国人不要再把孔子当作偶像，钳制自己的思想。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圣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时代不同了，新的社会应以科学和民主为主导思想，所以对儒学采取批判和否定态度。这是近代知识群体面对现代化冲击而无法从传统文化中找出应对之策后的反应，亦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现在提要以儒学治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以新的思维重新审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必然出现新的看法。譬如，以前批判过的“全盘西化”思潮，现在有的学者说，“全盘西化”思潮的实质，是在中国实现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即使以前笔者认为不会出现疑问的事件，现在看法也不尽相同了。如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目前就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内，中共总书记是张闻天，军事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并未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也未起主要领导者的作用，直到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始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已起主要领导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虽然毛泽东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八路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担任的职务。因之可以肯定地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思想活动十分活跃，在诸种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较多。历史研究对一种事物常常是几种观点并存，有的新问题是被正确看待的老问题，也有的新看法不被人们广为接受。随着时代变化和资料的新发现，人们的认识也就改变了，过去我们常讲盖棺定论，现在看来不能作为普遍的认识。今日中国的学术思想史是很丰富的，但至少不管有什么样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在依史料争辩，是在学术的范围内争论，基本上不存在以政治干预学术的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三
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网络时代，信息灵通，海外学术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内地，中国学人也放眼世界，多元化的观念和多种研究方法已获得广泛认同。人们的历史意识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比如，老问题常常被提出来重新审视，新问题也会不断出现。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文化交流给中国学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术研究和探索领域。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在更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必然更为活泼、更趋深入，也自然会出现争论。
西方的论述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已产生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的不少理论及研究框架已融入中国部分学者的思想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和框架来考察中国历史，和中国自身历史并不吻合。如将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和世界史拉平，就是不妥当的。西方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内容、情节常有错误之处，或是个人的臆想或是捕风捉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算是新观点、新看法。撰写历史，应忠于历史事实，这是史学研究需遵循的一个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绝不能为了猎奇而背离历史事实本身。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加快了，人们都在适应这一变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同样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学者群体的一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不管对已发生的事情有多少种解释，事情本身是不会改变的。历史学科的任务是挖掘历史本质、深化历史本质，以便达到越来越深层的内在真理。以科学的认识衡量过去，以理性的视野建树现在。
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不断发展，有快有慢。现在，比较史学颇盛行，如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及日本历史的发展相比较，常有顿悟之感，然终不能背离自己国家发展的特点。198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曾出现了一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提出“告别革命论”，结果走向历史虚无主义道路上去，遭到国人批判。
当前，外国学者到中国翻阅档案，进行社会调查，或者中外学者合作开展研究，把具有研究价值的事实，作为探索的目标，这一研究思路具有新意。举例来说，南开大学以笔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和日本一桥大学以三谷孝为代表的七八名学者，花了七八年时间，调查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史，在日本出版了调查资料，学术界反响极好。今后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如能冲破各种局限，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将更放光彩。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复杂而曲折，内容极其丰富，就是在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仅仅是开端，要继续走下去，而且许多领域的研究价值甚至还没有真正被认识到。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多次掀起高潮，中日两国学者著书立说，出版了众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唯因日本官方的一批学者始终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所以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更加深刻。这段历史不可能消失。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史家应携起手来，用我们的笔，宣传正义和公正，创造并推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睦邻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我们应为此而呐喊，不能再让兵戎相见的历史悲剧发生。
历史研究者的旨趣，是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从历史的发展中找出有益的东西。我们身为这一时代之人，对这一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最为敏感，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应该继承，什么应该批判，什么应该传播到未来。中华民族经历过诸多不幸和灾难，有的是外来的，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对外来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而国内造成的悲剧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其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丰富的客观对象，等待史学工作者去发掘，任重而道远。
我们正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尽量留下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丰富人类的文明，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连在一起。史学应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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