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看起来是史学研究的前沿方法，但美国史本身是一个范围非常宽广的领域，实际上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都在同时使用，直到今天，继续从事总统政治或外交条例研究的也仍然大有人在。我认为，过去30年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使美国历史学家比从前更深刻全面地意识到了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它使我们比从前更不情愿地仅凭对一些狭隘有限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就简单匆忙地作出那种对美国史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结论。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一些书常常冠之以“美国心灵”或“美国性格”的题目出版。这些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几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人作者，再加上几个南部绅士，于是就构成了一部描写整个美利坚民族心路历程的著作。今天，因为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到了美国人口的多元化，我们因而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简单的结论。但也许正因为我们比从前更加小心翼翼，更强调对个别群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我们有可能比从前更容易忽略对整体美国史画面的研究。
我应该补充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史学总是产生它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不一定是直接的。自从1965年新的移民法开始实施以来，美国人口构成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原来那种美利坚种族黑白二元论（bina－ry of black and white）的区分法今天已经过时了。 这种二元论从来就是不准确的，但在19世纪却始终是一种现实而适用的思考种族问题方式。美国人口组成的多元化也导致和带动了对亚裔和拉丁语裔美国人的历史的研究。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迄今为止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仍在继续扩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要作出一个能准确地涵盖所有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史学结论将面临何等的困难。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在1970年出版，正好处在史学界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初期，您显然经历了这场史学革命，您如何看待自己在这场变革中的位置？（注：这里指的是埃里克·方纳：《自由土地，自由劳力， 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Eric 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before the Civil War）纽约，1970年。该书于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
方纳：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可以说还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我当时的研究题目是意识形态，但我实际上真正研究的是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样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做。我认为，只要“政治”这个概念不是局限在国会辩论和选举这类狭隘的范围内，政治史的研究仍然十分有用。研究选举活动和过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定要扩展，“政治”应该包括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内运作和运用的内容和方式，“政治”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也存在于家庭生活中。譬如说，传统的妇女史很重视妇女选举权的研究，这几乎是妇女史的一个经典课题。但新妇女史却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影响早在她们获得选举权之前开始了，禁酒和废奴团体等自愿性的妇女组织都是妇女对政治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换句话说，在她们还没有赢得政治程序中那些决定选举结果的位置之前，美国妇女就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并扮演了影响政治的角色。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历史的概念， 对于认识和理解政治在社会不同层次上的发生和运作，相当有用。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继续在做总统传记或传统的政党研究，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去年出版的那本1200页的《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大部头就是一个例子。（注：迈可尔·霍尔特：《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杰克逊时代的政治与内战的开始》（Michael F.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纽约，1999年。）有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有价值，但主题和风格都过于陈腐，带有旧史学的遗风。现在继续这样写历史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部书能不能得到史学界的大奖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史学的趋向。（注：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报道，《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获得了由葛底斯堡学院的林肯与葛底斯堡研究所主持评选和颁发的 2000 年的林肯史学奖 （The Lincoln Prize）。这是美国内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最主要的专业学术奖，通常只有一部著作获奖，但今年却同时有三部著作获奖，其他两部获奖的著作为：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与洛伦·施文宁格：《逃跑的奴隶：种植业中的反抗者》（ John Hope Franklin andLorenSchweninger,Runaway Slaves:Rebels on the Planta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艾伦·格尔诺：《林肯：悔过者总统》（Allen C. Guelzo,Abraham Lincoln:Redeemer President）（W.B.Eerdmans），《美国历史学会通讯》（AHA Perspectives）2000年4月号第3页。）我认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
王希：美国史研究方面的变化对美国史的教学有什么影响？
方纳：传统的美国史学以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定义清楚、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对美国史所作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但它却有一种高度的概括综合能力，能清楚地勾画和界定美国发展的脉络，尤其适用于美国通史课的教学。今天的美国史教学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内容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如何帮助他们理解自由和民主等这些概念本身不断被质疑、挑战和重新定义的历史事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国史的教学要比从前复杂和困难得多。除此之外，档案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为了弄清美国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你也许要在档案馆里苦苦研究若干年，但你能在通史课上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5分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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