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新史学催化了断代史学的成熟，而其中宋代史学之自成体系，即肇始于邓广铭先生。因此，在本世纪的宋史学界，邓广铭先生具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临邑。1923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1931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次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6年的史学生涯。193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和史学系助教，开始进行对辛弃疾的研究。抗战期间，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史语所和复旦大学史地系从事宋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大史学系任教，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建国后，邓先生长期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至1981年担任历史系主任，1981年后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直至1991年卸任。自1980年中国宋史学会成立伊始，邓先生即出任会长，1992年后改任名誉会长。
邓先生在宋代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始于30年代后期。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40年代，他先后发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这是自《宋史》成书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很高评价，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言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1949年后，邓先生倾注极大心力反复修订再版的《王安石》和《岳飞传》，是他学术成熟期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愧为名山事业。此外，他还在宋代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这个原因，他曾长期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邓先生先后撰写的150余篇学术论文，已于近年结集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目前，十卷本的《邓广铭全集》也正在编纂之中。
邓先生治学非常严谨。50年代，他曾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老一辈学者的良好学风。邓先生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鲜明的学术风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而他的学术品格则一如他的秉性。他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他的见识往往别具一格，譬如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辨奸论》的作者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虽然他的观点不见得总是对的，但他所研究的问题大抵都自成一说。邓先生的学问，既有微观研究的深度，又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这就是一种大家风范。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有所建树，这只是一个学者的本分；大师之不同于平常学者，还在于他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统。邓先生被公认为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今天宋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晚年，更是把人才的培养视为当务之急，当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史学新锐。前几年，他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声称，在他担任中心主任的十年期间，“在此中心培养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时间将证明，邓先生的心血确实没有白费。若干年后，九泉之下的邓先生当更加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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