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顾颉刚在回顾当时的经史关系时总结道：“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 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惟如 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在此 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他认为经学在当时已到了结束的时候，把原为古史料的经典 ，恢复其古史料的原貌，是史家的重要职责。他接着说，“然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 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特彼辈之转经学为 史学是下意识的，我辈则以意识之力为之，更明朗化耳。”（注：顾颉刚：《顾颉刚读 书笔记》卷4，转引自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 0、11页。）清代学者用考证学的缜密方法研究经学，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经学遂成古史 学”的后果，但彼时的“下意识”与五四前后的“以意识之力为之”，性质又有不同， 后者的结果，不仅促成经学的终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史学的独立和史学的转型。
吕思勉也同样主张，经学终衰已不可避免，但经学典籍作为“最古之书”，对它的研 究仍然是有意义的。
另一位学者钱玄同所表示的对经学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 ‘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 奴的陋见。”（注：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 2年6月。）五四时期史家对待经学的态度，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三、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与史学对经学的承继
随着经学的走向衰落，在五四前后，史学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们更愿意把这种 转变看作是史学取代了经学，或者说成是由经入史。但从本质上而言，经学与史学的性 质毕竟不同。正如金景芳教授所言，“经学、史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各有各自的领域 ，各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目的。”（注：金景芳：《经学与史学》，《历 史研究》1984年第1期。）顾颉刚指出，“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 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怀疑的“圣道”和有碍于客观研究的“家派”特征，使其不能成为 “科学”（注：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经学的终结是其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史学作为人 文学科的一支，其过去和未来都是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经学的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史 学必然兴盛，反之，经学的兴盛也不是说史学完全无地位可言。因此，简单地将经学的 兴衰类比等同于史学的沉浮并不恰当。经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因种种原 因与史学产生了密切关系的一门学问。正是由于中国史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经 学的支配与束缚，所以在经学走向终结之后，其对于史学的影响在短时期里却不会随之 消亡。并且，这种影响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依然值得重视。在五四时期，表面上经学衰落 与史学独立的趋势十分明显，实质上二者的关系并非由经入史般的简单转化。
经学对于史学的客观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时仍是左右中国史学发 展的内在因素之一。就史家个人而言，对待经学的不同观点，既影响到他们的治学旨趣 和治史方法，也影响到他们对经学及相关学术的记述和评价。譬如，范文澜“显然倾向 古文经学，赞同‘六经皆史’说。”“即使到后来，范老的经学史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 ，但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内，仍然对今文经学持否定态度。” （注：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2页。）从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仍不可忽视经学的曾 经存在和仍然发挥潜在作用的客观现象。譬如，有人将现代史学分为史观派和史料派， 较之以阐释微言大义为主要特征的今文经学和以训诂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古文经学，其两 种截然不同的治学路数对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顾颉刚曾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 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 之一例）。此实存舍难趋易之心，以经学纠纷太多，不易了解，更不易处理也。然此不 可能。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条理 ，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所以，这番功夫 虽苦，却不是劳而无功的。惟有做了经学的工作，方知真正古史存在的稀少，同时也知 道现有的古史中经学家学说的丰富。”（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转引自 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89-90页。）范文澜就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经 学本身已无丝毫发展的可能，古史研究的新道路却由新汉学的成就而供给丰富的材料。 ”（注：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8页。）刘家 和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经学在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已经走向衰落，中国史学终 于摆脱了经学的思想和义例的束缚。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大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并 不排斥我们对于学术史的反省，相反，我们应当分析中国史学与经学关系密切的传统， 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注：刘家和：《史学与经学》，《古代中国与世界》，第216 -217页。）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经学作为传统学术遗产的一部分 ，其有价值的内容，不仅不应当被完全摒弃，反而应当得到继承。
史学是一门与现实、特别是现实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观点 、史学方法都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五四前后传统史学遭到了抨击，走出经学羁 绊的新史学豁然感受到了挣脱束缚后的开阔视野，如期而至的各种西方的思想理论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经学终结后的理论真空。19世纪末传入的进化论，到了五四时期仍 然为多数史家所信奉。不同的是，他们此时更加重视科学对于史学的意义。史学求真、 史学独立无不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今古文之争，早已成为陈迹，但对于现 代史学界的发展颇有重大的影响。”（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汉 学、宋学中辨伪、存疑、考证等方法，被五四时期史家敏锐地抓住，并结合西方的治学 方法，称之为“科学方法”而大加阐发。五四以后的数十年间，历史考证学成为当时史 学研究的主流，与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羁绊、但又在治史方法中有意识地承继治经方 法有很大关系。
至于经学，吕思勉认为，“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 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 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希祖）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 开拓之地也。故居今日而言分别今古文，亦只以为治学之一种手段，与问者斤斤争其孰 为孔门真传者，主意又自不同。”（注：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6、10 8页。）抛开今文古文之争，以科学方法治之，其中的意义又不一样。所以周予同说，“ 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注：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 选集》，第622页。）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被人们普遍提及，是由于把“六经”看作 史料，蒙文通进一步强调“经学的精深卓绝处乃在传记、经说，其价值在六经之上。” （注：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72页。）若再辅以治史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治经其实也就是治史了。
现代史学建立的前提之一就是走出经学的羁绊，用史的观点和方法对待经学，而不是 用经的思想和义例束缚史学。五四以来，史家主观上对于经学的看法已渐平实，但经学 在客观上对于史学的深层次的影响却还时隐时现。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经 史关系虽已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仍然是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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