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个人和事件，注重分析而非叙述，注重环境而非个人，注重宏观结构而非微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质疑和批评，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作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①
叙事史的复兴导致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斯通概括为：“在研究的问题方面，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在影响的主要来源方面，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在研究的主题方面，从群体转向个人；在历史变迁的解释模式方面，从分层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模式转向相互关联的和多原因的解释模式；在方法论方面，从群体定量转向个体案例；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分析转向叙述；在历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方面，从科学的转向文学的。”②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1988年第2期《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肯定了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已波及到历史学，但不能说是年鉴学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个“转折阶段”。③ 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转变--人类学的方法。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则将目光转向了人类学，这导致了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并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指出的：“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④
（二）研究问题的转变--心态史的研究。心态史学的传统在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著作中就有体现。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那儿，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并取代了结构和分析的研究路径。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中心态史研究的代表。
（三）研究视角的转变--微观史的视角。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⑤ 年鉴学派的微观史学放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向微观的研究，他们“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⑥
历史学的这场转型在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身上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勒华拉杜里早期的研究比较接近其导师布罗代尔，关注“静止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经济、人口事实，其次是社会结构，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是思想、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勒华拉杜里的博士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uguedoc,1966）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而勒华拉杜里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一个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却标志着其研究的转型，也是整个年鉴学派转型的反映。本文以《蒙塔尤》为例，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以及微观史学三个方面具体探讨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一、《蒙塔尤》与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关系。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不是将焦点聚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教会和司法体制方面，而是“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把它当作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⑦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就关注前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技术、货币、城市等。布罗代尔发现，旧制度下的人在观念方面“同我们当代人不相上下”，他们的思想和爱好“同我们十分接近”；可是一旦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可怕的距离”。布罗代尔告诫我们：“必须完全抛开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妥善从事这次回到几世纪前去的旅行，才能重新找到长期使世界在某种稳定状态的那些规则。”⑧ 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不再将旧制度下的社会视为与当代社会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异文化。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当时由于现代文化（如超级市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社会形态的记忆”，因此当时的社会人类学家“不再向当代的异国社会发展，而是朝着我们自己社会的过去发展”。⑨ 另一方面，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为了应对结构人类学的挑战，放弃了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而关注“社会文化史”。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社会文化史只是披着人种学外衣的历史学”，同时人种学的研究方法“排除了突发事件，只留下常态事务和人类反复出现的日常行为”。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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