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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2)


    艾伯特王子也影响了维多利亚女王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前面提到的梅尔本勋爵是女王的第一位良师益友,却教她不要读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因为书中尽是贫儿、罪犯以及其它不愉快的事,她用不着去管。而艾伯特就截然相反,他把议员阿什利请进宫来,让他向女王讲述煤矿中童工所受的苦难。
    阿什利邀请艾伯特主持劳工之友协会的委员会会议;艾伯特置政府和宫廷的优虑于不顾,出席了会议。在女王的支持下,艾伯特在鼓励工商业方面也下了功夫。他在这方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 1851 年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这个项目当时遭到许多人反对,但是艾伯特排除阻力,克服困难,万国大博览会取得很大成功。
    1841 年,梅尔本政府倒台,使托利党人掌权。对梅尔本去职,维多利亚女王深感痛苦,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新首相皮尔。不过,她很快就不再跟梅尔本商量国事了。部分是由于受丈夫艾伯特的影响,她逐渐非常信任新首相皮尔了。女王支持外交大臣与法国搞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且身体力行,于1843 年出访法国,拜访法国路易·菲利普。这是自亨利八世以来,在位英国君主第一次拜访外国君主。第二年,法王菲利普对英国进行了回访。
    辉格党于 1846 年重新上台,首相是罗素勋爵,外交大臣是帕麦斯顿。女王和她丈夫不久就和外交大臣发生冲突。而更严重的分歧产生于 1848 年及其以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而首相罗素和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仍然极其保守、反对革命、反对民主。他俩坚信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大大优于欧洲大陆上的君主专制。他俩热衷于困扰和削弱外国政府,以相对地提高英国的地位。而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则主张与欧洲各国政府团结,因为欧洲很多君主是他俩的亲戚和朋友。
    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都比较有政治头脑,秉性宽宏大量。而首相罗素和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差远了。一方面,在听说奥地利军事当局,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鞭打起义的爱国者时,他俩声嘶力竭地怒斥“奥地利人是不折不扣的最残酷的畜生,简直不配称为文明人”。另一方面,几乎在同一天,他们却下令,对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农民,一个不漏地进行鞭打。
    女王有她丈夫艾伯特作她的私人秘书,她认为,根据宪法,她有权审阅有关外交方面的所有文件。女王和艾伯特常常改动帕麦斯顿起草的内容,删去或缓和那些带挑衅性的段落。因此,帕麦斯顿有时就不送审而擅自将文件发出。女王和外交大臣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
    1850 年夏,维多利亚女王要求首相罗素免去帕麦斯顿的外交大臣职务。
    罗素说,这办不到,因为帕麦斯顿在议会以至全国都很有威望。女王只好等待时机。
    
    1851 年 12 月,帕麦斯顿向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祝贺法国政变、王室复辟。这一行动在大多数英国人中不得人心。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抓住这一机会,说服罗素把帕麦斯顿撵出了外交部。但是6 个星期以后,帕麦斯顿在下院搞垮了罗素的政府;离开外交部一年以后,他又进了新首相阿伯丁的内阁,担任内务大臣。由此可见这个帕麦斯顿并不是好对付的。
    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支持土耳其对俄国宣战。宣战以前,新首相阿伯丁在近一年中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设法避免战争。而帕麦斯顿却在内阁中,敦促采取强硬政策。他认为那是阻止俄国进攻土耳其的唯一办法。艾伯特支持首相的政策,并且草拟了一个备忘录,附有一项他认为可以防止战争的计划。艾伯特这一招把自己和女王弄得都很被动。
    当时,英国是一片对俄开战叫嚷声,并且要求帕麦斯顿领导这场战争。
    谣言纷坛,说艾伯特是俄国间谍,他与俄国人的通讯已被截获,已被逮捕并被送进伦敦塔……
    攻击艾伯特的小册子也出版了,指出这位女王的大夫应该以叛君罪接受审判。
    英法联军在克利米亚失利并且一触即溃的消息传来,由于公众舆论都相信唯有帕麦斯顿能够赢得战争,维多利亚女王被迫违心地于 1855 年任命帕麦斯顿为首相。尽管帕麦斯顿上台以后,联军的作战能力改进不大,但战争还是打赢了。而且,多亏帕麦斯顿在缔结和约时的坚决态度,俄国被迫割地给土耳其,并放弃在黑海留驻舰队的权利。
    维多利亚女王赞赏帕麦斯顿在和平谈判中的表现,同她的关系开始好转。女王同首相关系好转的另一个原因是,帕麦斯顿成功他说服议会,最终满足女王的愿望,将“女王之夫”这一头衔正式授与艾伯特。
    维多利亚女王同首相较好的关系只维持了几年。1864 年,德国和丹麦爆发了战争,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大臣罗素支持丹麦,而女王却同情德国,所以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帕麦斯顿 1865 年就去世了。女王说:“上帝知道,在外交事务方面我们与他有多少分歧。不过,作为首相,他在国内搞得不错,对我也很好。可我从来就不喜欢他。”
    1861 年 12 月,维多利亚女王经历了个人最大的悲剧:艾伯特死于伤寒,享年 42 岁。女王因丈夫之死而身心交瘁,她几次哭昏迷过去。
    丈大去世后,维多利亚女王完全隐居起来了,大臣们要求她亲自主持议会开幕式,要求她至少偶尔在臣民中露面,她一概不予理会。但在丈夫去世的最初几天里,女王仍强忍悲痛审阅外交文件。后来,女王大部分时间住在苏格兰高地的别墅中,那是她与艾伯特于 1847 年得到的,他俩曾在那里度过快乐的时光。
    艾伯特死后的 10 年中,维多利亚女王处于一名苏格兰臣仆布朗的影响之下。布朗的率直态度和善意关心很使女王高兴。当他把一条围巾披在女王双肩上,防止她着凉并训斥她不注意照顾自己身体时,竟称呼“女人”而不是“女王”。女王并不在意。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点上和丈夫生前一样,认为劳动人民忠于君主而不遵守宫廷礼仪的常规,远比那些傲慢、虚伪而且常常道德败坏的贵族强得多。女王遗憾的是,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就成了他们那一伙。
    维多利亚女王理想的政府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国王,根据宪法治理心满意足的忠实臣民。女王认为她的这一理想被自私而一心追求享乐的贵族和信仰民主的激进派,双双破坏了。
    1868 年,本杰明·迪斯雷利成为首相。尽管他在职仅仅 9 个月,但与维多利亚女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 1874 年第二次出任为期 6年的首相时更为密切。迪斯雷利告诉一位朋友说:“人人喜欢奉承。见到女王,竭力奉承就行了。”他求见女王或给女王上书,言词都非常夸张,到了肉麻程度,但并没达到女王反感的程度。
    维多利亚女王给了迪斯雷利非凡的荣耀,在他倒台时,女王亲自到他的乡间别墅看望他。第二年,迪斯雷利死时,女王也十分悲痛。
    维多利亚女王回忆迪斯雷利生前,曾劝说同意授予她印度女皇尊号,这使她感到满足。维多利亚女王津津乐道于这一头衔,对她的殖民地印度帝国,表现出强烈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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