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3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王明珂 参加讨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代中国边疆之民族调查、研究、识别，最终是如何造成中华民族内之少数民族的？--以西南边疆为例，我们应如何看待此一历史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现实？思考此一问题，自然涉及对现实的价值判断，以及学者对现实的关怀。在这方面，我们常见到两极化的意见：论者或强调今日少数民族所享有之社会平等与丰足生活，另一方则强调其政治、社会与经济边缘地位。这样的评价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来自于观察者所见之“民族志事实”与“历史事实”不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双方都有其对现实的关怀。然而，便如我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及，当年傅斯年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研究，不也是因为傅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价值判断与现实关怀无法脱离无偏见的、不以偏概全的、不以“近代”截断历史的学术研究，否则关怀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纷扰与痛苦。 法国社会学者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晚年提倡反思社会学，并以此对一般社会科学有很多批评。他指出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界的三种偏见，第三种便是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以此他强调学术是要为社会解决问题，而非只是将社会视为一有待诠释的外在景貌[6]。他指出的前两种偏见，一为社会偏见，来自学者自身的社会背景（如族群、阶级、性别等）之学术偏见；二为学术场域偏见，来自学者自身在该学界之小社会中的处境（譬如一位需维护其学术地位的资深学者）所产生的学术偏见。我认为，为社会解决问题（也就是现实关怀）固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对布迪厄所提及的前两种偏见（社会偏见、学术场域偏见）的反思上。学者对于自身学术场域偏见之反思，不应只是对某学术圈之学术生态的反思，更应包括学者对该学科之基本方法、理论与价值的反思（20）。 注释： ①本文根据作者在“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②当时吴文藻为云南大学教授，其薪来自于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朱家骅、杭立武分别为该董事会之董事长及总干事。因此傅斯年写此信之动机不言可喻，正如傅乐成（傅斯年之子）所言，是欲将吴文藻调离云南大学，以禁止吴与其弟子费孝通等的边疆民族研究。相关资料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载于《传记文学》1963年2卷5期，第20页。 ③参见Stevan Harrell.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以及该论文集中其它文章。 ④指2007年8月7-1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和北大蒙养山人类学学社在大理共同举办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会议。 ⑤相对于此的，便是常流行在中央化、阶序化社会中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⑥如凉山彝族有一起源传说称，从前有哑巴弟兄三人，后来因竹子在火中烧得爆开，三兄弟受惊而发出呼声。长子说的是汉话，成为汉族的始祖，次子说藏话是藏族始祖，三子以彝话发出惊呼，所以是彝族始祖。纳西族亦有类似故事：说不同话的弟兄成为纳西族、藏族与白族之祖。四川省盐边苗族的“历史传说”称，伏羲兄妹成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大哥为苗族，二哥为汉族，老三是彝族。本地白苗说同样的故事，但最后是两兄弟，哥哥是苗族祖先，弟弟是汉族祖先。见王明珂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 ⑦这样的观点，最典型的见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小区考察研究》，第260-26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相关辩驳见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载于《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38页。 ⑧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三。沙壶，在大多数汉文献中都作“沙壹”，可能因壶与壹形似而发生伪替。 ⑨我们应注意如此发生在华夏边缘的本土君长与汉官员间之模式化互动（本土君长向华夏族代表展示本家族之族谱）；另一个我所知的例子是，川西汶川附近的瓦寺土司，约在19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员于右任到此视察时，瓦寺土司便向于右任呈阅本家族的家谱；于右任还为此族谱提上世代忠贞的瓦寺土司等字。 ⑩该图卷原卷应写成于公元9世纪，今本可能为12-13世纪之重绘本。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40-51页，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出版。 （11）对南诏图册更深入的文本分析，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同上）第七章。 （12）《三灵庙记》，见《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第49页。 （13）三国时期鱼豢作的《魏略》中有一段内容提及“盘瓠”，这可能是“盘瓠”之名最早出现的文献。这故事说，高辛氏时王宫中有一老妇人，一天她得了耳疾，从耳朵中挑出一个大茧。妇人将这茧放在瓠盆中，上面以盘覆盖，后来茧化为一只有五彩毛色的犬，因而此犬被命名为“盘瓠”。《魏略》中又称，陕西西部汧水至陇山一带的“氐”是盘瓠之后。据此，盘瓠之国在西方。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在注中他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这样的记载也见于《玄中记》。此两种记载中的“狗国”，又都在东方海上某地。 （14）盘王在许多苗族地区指的是“盘古”；这是很有深意的一种转换，以“古老的民族”自视，以解除“盘瓠”族源记忆带来的污化身分认同。 （15）《杨善士正宇墓志铭》（1462年），《故大掾李公同室李氏墓志铭》（1452），《故居士张公墓志铭》（1426年）。以上均见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 （16）“宗嗣序”，见龙姓族谱《万载流芳》，乾隆五十九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藏。 （17）参见芮逸夫：《川南苗族田野考察日志1942-1943》，未刊稿，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18）一本介绍彝族古历法的书之简介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中国居于末位。……它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它不仅渗透中国文、史、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之前。”见于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9）我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的了解及相关理论乃基于其民族志调查资料，因此，学者不能以在南太平洋或非洲田野中所获之“族群”概念，来硬套用在中国西南之族群研究上。相反的，中国西南之族群与文化现象，可以丰富人类学之族群概念及相关文化研究。再者，中国西南民族复杂的族群与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历史及历史记忆间千丝万缕的牵连，以及人们的文化与社会认同的混杂性与多重边缘性，也反映传统人类学忽略历史、忽略宏观社会情境、坚持将“文化”视为一个有内在逻辑与一致性之整体，等等之缺失。人类学的这些特性，长久以来在西方即遭受许多学术与文化界的批评，在人类学内部也有许多的反省与反思。对人类民族志传统的批评与反思，见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 ed. ,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l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obert Aunger, Reflexive Ethnographic Science（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4）： M. Manganaro ed. ,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如我曾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一本手稿--《川西民俗调查纪录1929》--整理出版。在我为这本书所写的导读中指出，本书作者（黎光明）未受过任何民族学训练，但他的观察记录中却忠实地保留了一些非常可贵的资料，反映那一时代之情境。因此我也指出，“当’民族志‘成为一种典范文类后，民族调查者的眼光反而受到某些限制，调查者只观察’有学术意义‘的面相……”。这样的民族志传统一直延续到今日中文世界的人类学中。譬如，学者仍强调在一“偏远”土著社会中，找寻、建构其有内在逻辑与一致性的“文化”，而在田野中忽略不合此文化逻辑的事物、事件、外人，以及本地人的外来经验（或指出外来事物与经验如何在本地文化中得到新意义），以此建构一特殊化的异己。 【参考文献】 [1]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A]//民族考古学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372-89. [2]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116）[M].中华书局，1974. [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4]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故事：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 [5]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6]Pierre Bourdieu &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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