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20 《青海社会科学》 蒲文成 参加讨论
（二）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明朝建立后，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制度，但变更名义、颁发新印，也有自己的一些施政特点。首先，建立卫所，巩固土司制度。设立河州卫，相当于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立乌思藏卫，相当于原来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后来分别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藏族地区。在今青海境内，曾设西宁、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诸卫。卫以下有千户所、百户所等，多招抚元朝的土官喇嘛和少数民族上层为首领。第二，笼络宗教上层，封授各种名号。明袭元制，仍采取利用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因其习尚，用僧俗化导”，以实施对藏区的控制。但其特点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各教派领袖人物或上层，都分别给以封号，先后封了三个法王和五个王。三大法王是：封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的昆泽思巴（元朝帝师贡噶坚赞之孙）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五个王是：阐化王（帕竹噶举派）、赞善王（《明史》称灵藏僧，疑为格鲁派）、护教王（噶玛噶举派）、阐教王（止贡噶举派）、辅教王（萨迦派）。此外，还封有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如朱棣时封西天佛子2人、灌顶大国师9人、灌顶国师18人。第三，朝贡赐赏，縻糜怀柔。明朝废除了元代帝师参政的制度，其他僧职也并无大的政治特权。但为了笼络其心，颁赐给象征权力的印信，准许他们持所发凭证进京朝贡，一般都给予优厚的赏赐。皇帝还向一些寺院颁发保护寺产的诏书，亲自撰写匾额，予以安抚。第四，茶马市易，发展经济。明朝在川、甘汉藏交接地带设茶马司，建库存茶，专管以茶换马。并制定出金牌制度等一些优惠政策，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使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关系得到新的发展。第五，设立机构，完善宗教管理。在明朝，宗教事务管理方面，中央设僧录司，隶属于礼部，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这种管理机构被移植到藏族地区，如在甘青地区的西宁、河州、洮州、甘州、岷州诸卫以及临洮府等均设立僧纲司，称之为“僧司衙门”，内设都纲职务，由“番僧”充任，具体管理所辖地区的宗教事务。 （三）清朝管理的加强 清朝王室入关前即与西藏僧俗上层有密切的联系，统一全国后对藏族地区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施政措施：第一，设置管理机构，完善管理体制。首先设置理藩院，作为统治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中央机关，有尚书、左右侍郎、额外侍郎等主要官职，内设六个清吏司。“其中典属清吏司，掌管西藏和甘州喇嘛转世名号，及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朝贡、赏赉等事；柔远清吏司，掌握西藏噶伦年俸及甘肃喇嘛年班进贡等事。”[10]康熙六十年（1721），当时驻守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准朝廷派大臣一员驻扎西宁，办理蒙藏事务。同年，清朝选派侍读学士常绶为理藩院额外侍郎驻扎西宁。雍正三年（1725），清朝平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将“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关防授给青海副都统达鼐，从此称“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雍正五年（1727），卫藏战乱基本平息后，清廷在西藏正式派遣驻藏大臣正副2人，为常驻官员，每任任期3年。留驻川、陕兵2千人分驻前后藏，归驻藏大臣指挥。从而，清朝对西藏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二，安定西藏社会，维护国家统一。西藏地方凡发生重大事件、社会出现动荡时，清朝政府均行使了管理职能。顺治十一年（1654），和硕特蒙古首领、时任西藏汗王的固始汗去世后，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出。康熙四十四年（1705），拉藏汗杀死第巴桑结嘉措，废黜六世达赖，双方斗争白热化。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蒙古侵扰西藏，杀死拉藏汗。针对西藏政局，清朝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驱逐准噶尔兵出藏，护送七世达赖到拉萨坐床。嗣后，平息罗卜藏丹津事件，彻底结束了和硕特部蒙古贵族在西藏的统治。前后藏世俗贵族联合掌管西藏政务后，之间又为争夺权力而兵刃相见。雍正六年（1728），清朝处治阿尔布巴等前藏三噶伦后，任命颇罗鼐总管西藏地方政务，后曾封为“郡王”。但颇罗鼐死后，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对抗驻藏大臣，图谋反清，被驻藏大臣诱杀。清朝再次派兵入藏稳定社会，鉴于以往政局的多次变故动荡，遂改革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决定废除郡王制，正式确立以七世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统治，正式建立噶厦政府。乾隆五十八年（1793），大将军福康安率兵驱逐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清朝颁行“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体现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标志着清朝对西藏施政的最高阶段。第三，册封达赖、班禅，规范活佛转世。达赖、班禅作为格鲁派的精神领袖，在明万历六年（1578）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向三世达赖赠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清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控制西藏后赠给四世班禅“班禅博克多”的称号。但达赖、班禅的正式名号和政治地位的确立是在清王朝的册封之后。顺治十年（1653），清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朝又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起，历辈达赖、班禅均受到清朝的册封，清朝赐满（或蒙古）、汉、藏三种文字合璧的金册金印，标志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对达赖、班禅合法性地位的肯定。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朝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的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由清政府颁发两个金瓶，一个用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康藏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拉萨大昭寺；一个用于蒙古各部及甘青藏区大活佛转世灵童的确认，置于北京雍和宫。在拉萨签选必须有驻藏大臣参加，认定后立即上报中央政府，获准后方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 清末以来到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不断插手西藏，尽管一度出现“西藏独立”的逆流，但始终未能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之下设立蒙藏委员会，依然有效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西藏地方始终未脱离祖国大家庭。 慎终追远，我们重温藏族的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藏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所谓“西藏自古独立说”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 【参考文献】 [1]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2. [2]贡乔泽登。略论藏族族源问题[A].青海藏学会论文选集（一）[C].1983年内部印刷。 [3]吴均。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J].中国藏学，2006，（2）。 [4]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J].西藏研究，2004，（1）。 [5]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宗教流派镜史[M].刘立千汉译本，西北民院研究室，1980，202-203. [6]藏族史料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7]资治通鉴？唐纪十五[M]. [8]旧唐书？吐蕃传[M]. [9]唐嘉弘。一个宋代墓志铭的研究--关于唃厮啰政权的历史[J].青海社会科学，1983，（2）。 [10]黄奋生。藏族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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