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殷墟甲骨文(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5:11:05 光明日报 刘源 参加讨论
《左传》比《春秋》晚出,成书于战国早期,系参考多种诸侯史书综合而成,其中夹杂着不少孔丘曰、君子曰等评论的话,整体上看是解说《春秋》的书。《左传》利用的原始文献,有不少源自诸侯太史,故《左传》文字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也可与殷墟甲骨文相互对照。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记载郑国通过祭祀四方神和土地神来祛除灾祸。这种鬼神观念及祭祀礼仪,其源头在殷代,殷墟卜辞中经常见到“方社并祭”及“宁于四方”“宁某灾疫于四方”(如宁风、宁疾)的材料即为明证,陈梦家、于省吾先生对此已有论述。最近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宁风于四方”的西周卜甲刻辞,更能说明四方神、土地神崇拜,从殷、西周至春秋,没有中断。又如《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谈及当时的纪时制度,其中旦日、食日、日中(中日)几个具体的时称,都见于殷墟卜辞。我们目前已了解殷人的纪时制度:旦为清晨、食日是上午的一段时间,日中是中午。常玉芝先生在《商代历法研究》一书中已指出:学者如联系甲骨文材料,即可避免对《左传》中时称的误解。据上面两例,《左传》因系战国初期人编纂,其文笔与殷墟甲骨文相比,已不像鲁太史所书《春秋》那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殷周史官的记述传统仍隐约可见,反映春秋时期华夏诸族仍保留与继承着一些殷代的制度。 上文不惮冗烦,举了一些《春秋》《左传》与殷墟甲骨文能够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学者研治《春秋》时能够重视、参考出土文献,特别是要多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学者虽然在论著中经常征引先秦经典,但很少论述《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春秋》及训诂其中重要字词的《左传》传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仅以释读战争类卜辞而言,《春秋》中“围”、“执”、“灭”、“取”等记述战争的常用字,及《左传》庄公十一年传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均是颇有启示性的线索。 《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一致,反映商周史官记事传统的延续,可进一步否定所谓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的说法。过去,杨伯峻等学者已指出《春秋》是历代鲁太史的手笔。现在对比甲骨卜辞可知,《春秋》记事简洁,与殷代史官文字相近,确实只能是世守其职的鲁太史所写。故春秋笔法、春秋大义,实质上反映的也是商周史官的传统记述原则与政治观念,并非孔子所创造。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说儒》一文将儒家思想与殷遗民、殷礼联系起来,不无道理。 商周以来的史官传统也有裨于思考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在殷代与西周,文字、历法、礼仪主要掌握在以史官为核心的祝宗卜史阶层,诗歌、乐舞也主要由贵族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至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继倾覆,史官离散,贵族子弟降在皂隶,典籍、知识遂传播到民间,士人阶层的文化得以提升。故讨论诸子与王官之学的关系,似不必拘泥于辨析某一家出于某王官的细节,而应认识到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生长、繁荣的沃土。故不能简单否认诸子出于王官的传统说法。 最后要说的是,《春秋》虽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传统笔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记述体例。如其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传承与相似性外,也要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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