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清末名儒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自杀，自杀前留下万字《敬告世人书》，称自己虽为殉清，实为殉“纲常名教”而死；书中痛陈今日国人为西洋新说所惑，失去了国性。书中云：
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
（转引自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1919-192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2）
梁济遗书反映了当时名儒对“纲纪礼教”毁于一旦的深刻担忧。
无独有偶，若干年后，一代宗师王国维亦于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日投湖自尽。陈寅恪认为，王国维表面殉清，实为殉“三纲六纪”（与梁一样）。其挽词序有云：
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1）
清末以来，“三纲”被当成儒家政治思想中最大的糟粕，和中国人最沉重的精神枷锁。“三纲”的罪状，我曾概括为：“为专制张本”、“倡绝对服从”、“倡等级尊卑”、“人格不独立”、“人性遭扼杀”，等。然而今天，我们不禁沉思，如果“三纲”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样子，就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梁济、王国维之死，难道他们会愚蠢到为“绝对服从”、“等级尊卑”、“扼杀人性的教条”而死吗？本人以前写过几篇讨论“三纲”的文章，本文试图从纯学理的立场进一步探讨该如何理解“三纲”。
1.“纲”针对“纪”言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纲”一词，在可查的文献记录中，最早出现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严格说来，“三纲”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不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至少字面上不是），董仲舒从来没有说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那儿，“三纲”应是针对“五纪”而言，“五纪”应指另外五种重要相对次要的人伦关系（《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最早系统、明确地论述“三纲”的书是《白虎通》。该书虽曾引用《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语，但实际上也把“三纲”理解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而不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或夫为妻纲；以这三种关系本身为“纲”，而不是在三种关系内部确立“纲”；“纲”只是相对于其他六种关系---即六纪---而言的，“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该书明确地论述了，“纲”之所以为“纲”，正因为它要“统帅纪”。“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后人将“三纲”普遍地理解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往往以董仲舒和《白虎通》为依据，这是有疑问的。今天看来，“三纲”的含义在后世有了演变，《含文嘉》的理解方式逐渐取代了董仲舒、《白虎通》的理解方式。
2.汉儒受了多大冤屈
那么董仲舒、《白虎通》究竟有没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呢？正像我们说先秦儒家未使用过三纲术语、并不妨碍他们可以有三纲思想一样，这涉及到董仲舒、《白虎通》等书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理解究竟是怎样的？
先让我们来看董仲舒对于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的理解。董氏多次用阴阳关系来比喻君臣、父子和夫妇。细读《春秋繁露·基义》、《阳尊阴卑》、《顺命》、《玉杯》等篇，可以发现董仲舒的基本思路是：阴阳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同时也是主次轻重的分工（阳上阴下、阳贵阴贱、阳经阴权、阳顺阴逆、阳善阴恶、阳德阴刑等），这种分工原理正是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所遵循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基义》）。然而，以阴阳解释人事，并不等于说臣、子、妻只能绝对服从君、父、夫。“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这句话，只是说三种关系的阴阳之道合乎天理，并没有说它们内部有绝对的等级尊卑。
阳尊阴卑并不等于绝对服从。董仲舒有关君臣、上下之间双向互动的论述尤多。一方面他从正面主张“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万民”（《贤良对策》，“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二端》。另一方面，又从反面强调“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春秋繁露·玉杯》）），“君贱则臣叛”（《春秋繁露·保位权》），“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春秋繁露·玉杯》），“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总之，他的结论是，“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所以徐复观总结说，董氏的工作，正是“把人当人”的人性政治，对“把人不当人”的反人性的极权政治的决斗。（徐复观著，《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页253）
董氏尤其强调限制君权。细读可知，董氏天命观的实质在于“正君”，包括以天正君、以灾异正君、以六艺正君、以德正君、以民正君、以名号正君、以古正君、以臣正君等。《春秋繁露》一书中讥君、谏君、评君、纠君、正君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他强调为君者当敬慎、自律，为君须守君道。书中有臣不听君命，而董氏大之者（《竹林》《精华》）；有无道之君被杀，而董氏予之者（《王道》、《玉杯》）；《顺命》篇甚至称无道之君被弑，无道之父被杀，可视为“天罚”、“天讨”。所以，刘师培指出，“《繁露》的大旨，不外限制君权”（《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版，页413）。萧公权看法类似。
此外，《白虎通·三纲六纪》也用阴阳关系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同时明确强调了“双向互动”。讲到“臣”时强调要“厉志自坚固”；讲到“子”时，引用了《孝经》“父有争子”；在讲到“妇”时，引用了《昏礼》“夫亲脱妇之缨”。把《白虎通》中的“三纲”解释成绝对服从的人，往往忘了《白虎通》卷五有“谏争”篇，共八章，分别包括“总论谏诤之义”、“论三谏待放之义”、“论子谏父”、“论妻谏夫”等等，大力倡导谏争。类似倡导谏争的观点还显见于刘向、班固、马融等汉儒的论述。综上所述，如果董仲舒、《白虎通》确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思想，其含义应当这样理解：一方面，他们要求在下位者以上位为重，尊重上的地位，维护纲的权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把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不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另一方面，又要求在上位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做出纲的样子，发挥纲的作用。前一种含义即董仲舒所谓“阳贵阴贱”、“阳尊阴卑”等说法。后一种含义即董仲舒“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白虎通》亦有类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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