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以上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历史时期疏勒河水系演变的大势，其中的疏略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只能是一种“大势”，如果要得出更为细致、更为确切、更为微观的结论，就必须组建跨学科团队，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虽然如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将传统文献研究的潜力再发掘一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希望拙文能为微观研究下的“证伪”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靶子。此外，文献资料也为我们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切人点，下面谨举二例。
葫芦河是位于疏勒河中游冲积洪积扇缘北部偏西的一条泉水河，在今双塔一带注入疏勒河。此河在清代名为窟窿河。《重修肃州新志》云：“（窟窿河）多大穴，上小下宽，盘涡湍急，深邃莫测。牲畜误人，即不得出。或坠石试之，莫竟其底。”【65】同志又载沈青崖《即事》诗云：“榛莽初披斥卤区，朽材曾不中薪樗。忽看僵柳如人立，眢井灰深历劫余。”【66】自注云：“塞外红柳根蟠地最深，樵者引火焚之，数月不息。靖逆有窟窿河，地下潜烧灰烬，绵延数十里，人马践之，俱堕深堑。其小者，掘地亦可获炭数窖。”地面放火烧荒，地下居然能够“获炭数窖”，此颇为有趣；而阎文儒先生亦云，芦草沟一带到1949年前后还有“炭矿”【67】，此似可印证。此外，清人庆林在《奉使库车琐记·自京都至库车路程》“玉门县”下云，本地“木炭贱而好，须多带”【68】。以上所言之炭，无论其由何种途径产生，必须以消耗大量柽柳、胡杨等植物为代价。这些植物的分布，必然与疏勒河水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完成于1957年的《疏勒河中下游植物调查报告》提到，安西汽车站附近茂密的柽柳林在四十年内完全被破坏，原本可在居住地附近樵采薪柴的敦煌群众需要走4-5天才能采集到足够的燃料【69】。受到晚清回民起义等一系列战乱的影响，疏勒河流域人口从1851年的8.4万人锐减为1880年的3.6万人，直到1949年前后才缓慢恢复到19世纪中期的水平【70】，我们从清末中外人士的游记中多可见到疏勒河流域的萧条残破。因此，清末民初疏勒河流域必然出现一个生态恢复的局面。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1957年本流域的人口与清代极盛时大致相当，那么采薪不易的局面必然不是建国后产生的新现象，而应是清代的常态。如果能结合植物学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进行定量研究，我们或许能够对疏勒河水系的演变及本地区生态、人口、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予以更充分的揭示。笔者开篇即强调，本文所有研究的前提是疏勒河水量不变，但近代文献中多可见到今不如昔之感。斯文·赫定1933年途径安西时，当地人
告诉他一百年前疏勒河的水量要大得多，斯文。赫定亦认为“这当然不单纯是由于灌溉造成的，在战争期间就更不是”【71】。无独有偶，中国水利技术人员也于1947年写道：“民国以还，祁连山积雪，日渐减少，水源渐涸，以致农田不敷灌溉”【72】。当然，20世纪以来疏勒河流域人口的恢复导致灌溉用水的增加是此种感觉产生的可能原因。但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疏勒河流域所有零星的水文实测资料予以搜集汇总，是否能对近一百五十年来疏勒河水量的变化进行一番有效的研究呢？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可能的方向。
【后记】本文系清华大学承担水利部专题项目“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之子课题。本文写作与修订过程申，曾得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王忠静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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