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1年，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发表了名作《论李维》。[2]在该书的“前言”中，马基雅维利如此定位古代史的功能与角色：
最杰出的史书昭示于我们的，乃是古代的王国与共和国、君王与将帅、公民和立法者以及为自己的祖国而劳作者取得的丰功伟绩，它们虽受到赞美，却未见有人效仿。其实，世人不分大事小事，对它们唯恐避之（不）及，故而古人的这种德行，在他们身上已踪迹全无……在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伐、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却不见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3]
因此，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的目的，是“根据我对古今事物的了解，记下我认为必须给予更好理解的内容，使读过这些陈述的人，更易于让他们所欲掌握的史识发挥功效。”[4]对古代史这样的定义，让马基雅维利更多地关注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建设和内外政策，特别是罗马统治阶级稳定国家和建立帝国的方略，即属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策。今人相当关心的经济与文化生活，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外，基本阙如，就连对宗教的讨论，也被置于政治史的背景中。至于个人和家庭，如果出现，也主要从其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稳定，而非他们作为家庭、团体乃至自身固有的价值的角度论及。《论李维》也因此更多地被视为政治思想史名著，而非正宗的历史著作。
时隔近500年后，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了由爱丁堡大学古代史教授安德鲁·埃尔斯金主编的《古代史指南》。[5]该书近700页，共分8个部分49章，分别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执笔。由于该书预设的读者对象和作者队伍的国际特性，它的结构和体例大体上代表了西方古史学界对古代史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大众对古代史的期待。[6]埃尔斯金表示，“它意在给古代史研究中的关键主题提供一系列便利的介绍，包括证据的形态、问题和路径，以及当前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可是，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要提出确定的概论，不如说是意在反映学术前沿的活力与兴奋点。这个潜在主题是如此巨大，因此某种程度的选择乃是必需。虽然核心是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我也留意不让两者被孤立看待，而应将它们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中。”[7]值得注意的是，埃尔斯金的选择，不仅是把马基雅维利觉得最为重要的政治史变成了古代史八个主题中的一个，而且是相对次要的一个，篇幅不足全书正文的十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讨论日常生活的“生与死”占了正文近20％的篇幅。如果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地理、经济与宗教部分包括在内，则该部分篇幅占了正文的50％。[8]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史的这种变化并非始自这本指南。早在1980年由丰坦纳公司推出的古代史系列丛书中，丛书主编奥斯温·默里撰写的《早期希腊》，就已经是“一本描写希腊人的饮酒习惯、性风俗与描写他们的政治史篇幅一样多的书”。[9]那么，西方的古代史研究从15-19世纪国之大事一统天下，何以在近百年来的时间里，演变成为今日之局面？难道说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冲击下，政治史真的就不如面包价格的变化重要？[10]它的演变，又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哪些启示？
一、近代早期的古代史：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舞台
大体说来，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谓的古代史，主要是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线、以伟大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这一点与古代中国政治史的主题有所类同，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希腊罗马史尤其如此。首先，古代的历史写作，用约翰·马林科拉的话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精英为精英写作的产物，它所导致的是如下几个典型的特征：个人的突出地位，无论他们是雅典的将军，希腊化世界的国王，还是罗马的高级官员和皇帝；关注统治阶级的活动，或者是发动战争，或者是在国内掌管国家；持续关心荣誉和责任的分配，并据此对历史上活跃的个人进行考察和评价；以及用讨厌或鄙薄的口吻描述下层阶级的倾向（如果说对他们有描述的话）”。[11]古代史学的这个基本取向，决定了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古代历史中的核心地位。第一个撰写历史的希罗多德固然兴趣广泛，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风土人情无所不记，然其写作历史的目的，如其在《历史》的开头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12]全书的主体，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在他之后的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强化了希罗多德以政治和军事为历史主线的传统。及至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开创的政治和军事史传统，在波里比阿、费边、撒鲁斯特和李维等人的著作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实际上，对古代城邦的普通公民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也是政治和军事。作为古代城邦的主人，战争乃公民生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扩张是否成功，公民的生活相当程度上也为城邦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左右。[13]也就是说，与近代世界相当不同的是，在古代世界，政治和军事活动，是相当一部分公民的“职业”。公民的所谓美德，不是积极履行军事义务，就是积极参与政治。在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史学家，如果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为社会接受，大多只能把自己的眼光盯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所及，以至于帝国时代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陀在其《编年史》中需要为自己的写作辩护，原因是在他之前的史学家所提供的，是“国土的描述、战事的起伏、在战场上光荣战死的统帅”，而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连串残酷的命令、接连不断的控告、被出卖的友谊、被残害的无辜者、导致同样后果的各种不同的案件”，因此不大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14]但是塔西陀给我们描绘的，仍然是帝国时代罗马皇帝与元老们的活动；行省事务，如果不是与罗马或者军事征服有关，一般不会进入他的视野。普通的大众，除了偶尔因普遍不满以骚动者的集体身份进入历史外，一般来说是沉默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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