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确立的史学传统，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尽管可供历史学家研究的资料在增加，学者们的世界观在改变，观察历史的视角也有所变化，但政治和军事在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地位，特别是大人物的活动和攻城掠地的事件，像在古代著作中一样牢不可破。拉雷爵士的《世界史》叙述了从创世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历史，其基本框架根据圣经的时间设定，基本内容则是基督教的传说、希伯莱人的活动和大国之间的征伐，以及大帝国的兴衰。[15]18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无论是最早的劳伦斯·埃查德的《罗马史》和托马斯·亨德的《希腊史》，抑或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版的米特福德的《希腊史》和亚当·弗格逊的《罗马共和国的发展与衰亡》，[16]无不以政治史、实则是政治事件的历史作为核心。法国学者中，巴黎大学教授查理·罗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史》和《罗马史》篇幅都奇大无比，动辄数千页，然基本是对古代文献的转述。最能体现近代早期古代史写作特征的，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罗马史》，他千余页的著作涵盖了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然而其共和国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罗马的扩张史，罗马人似乎马不停蹄地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帝国时代则更像皇帝的家谱，从第一个皇帝恺撒逐个写到第41任皇帝君士坦丁。
历史写作为精英阶级垄断、而且为精英阶级服务的基本状况并无根本改观，是近代早期的古代史写作仍为政治事件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的史学家中，虽然不乏温克尔曼（J. Winckelmann）那样出身相对贫穷的子弟，但他们中的多数，非富即贵。18世纪英国的上层阶级形成了独特的精英文化。对他们来说，接受古典教育，游学欧洲，参与政治，是他们的主要活动。[17]“吉本是个富家子弟。他祖父善于经商，积产达十万英镑以上，购买了许多田地，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屋。”[18]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吉本一生除了游历、学习和写作，就是担任英国国会议员，不曾为生计犯愁。与他大体同时的米特福德，同样家资丰厚，除与吉本一起服役于英国民兵外，一辈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了8卷本的《希腊史》。[19]这样的状况，甚至到19世纪也无根本改观。众所周知，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希腊史专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就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本人也是银行家兼国会议员。其他古史学家如康沃尔·刘易斯（Cornwall Lewis）、康诺普·提尔华尔（ConnopThirwall）等，也都出身豪富之家，在政界或教会任职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历史写作乃业余爱好。即使在专业史学相对发达的德国，由于但凡研究古代历史者必须接受严格的古典学训练，需耗费大量时间学习古典语言，因此德国古史学家中相当多的人自必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20]在这些以政治为业的绅士、议员或教授的笔下，政治和军事以及精英阶级的活动，当然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同时，古代史的写作意图，也让近代早期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政治事件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学人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与强大，自由通常被视为稳定和强大的源泉。民主政治则普遍被认为不具有稳定性，是暴民的统治，而且会侵犯自由与财产这两项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目为神圣的权利。[21]相应地，古代世界是近代世界的主要参照系统，其民主与共和政治，因为主要文献来自上层阶级，被描写为混乱、帮派和无法无天的暴政，成为上层阶级汲取历史教训的主要来源。18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希腊史与罗马史中，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作者大多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鉴古知今。最为典型的是苏格兰皇家御用史学家格利斯所写的《希腊史》。在该书给国王的献词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希腊史暴露了民主政治那危险的骚乱，谴责了暴君的专制；通过描绘各类共和政府政策中无可救药的恶行，它将彰显因世袭国王的合法统治和制度良好的君主政治的稳定运作无尽的益处。因此，本书献给尊敬的陛下--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主权者，是再合适不过了。”随后是对国王统治下英国各类学问大发展的颂词。[22]就希腊而言，他公开批评雅典，将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与雅典进行比较，比较稳定的斯巴达受到他的推崇，“这种社会的政体达到了人性可以期望的最高境界和辉煌。”[23]其他作者如亚当·弗格逊，威廉·米特福德等，也无不把借古讽今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并借此肯定当时的英国政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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