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开篇为古史学家个人就古代史研究的影响所做的证词，那么末尾关于古代史在近现代作用的论述，更多地涉及国家和社会层面，出场的主要是非专业学者，包括政治家、导演和普通人。麦克科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主要从文化遗产角度讨论古代的意义，勒维林一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的兴趣在于好莱坞的古代史大片。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由埃尔斯金执笔的“古代史与民族认同”一章。它表明对于近现代的欧美世界政治来说，古代不仅仅是个灵感来源问题。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自比曾消灭瓦鲁斯（Varus）的阿米尼乌斯（Aminius），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钟情于恺撒，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恺撒传》，同时尊崇领导高卢起义的维尔琴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强调法国的高卢-凯尔特特征。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正足以揭示拿破仑三世个人的需要与法国近代民族认同间存在的冲突；1911-1912年，当意大利介入北非冲突时，西庇阿进攻迦太基的史实被搬了出来（第557-558页）。最让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独立后与希腊之间的一场争论。20世纪70年代在希腊境内维尔吉纳发现的、据称属于马其顿王室的黄金盒子，其盒盖上有类似太阳或星星的装饰。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也颇为不同。1994年的人口统计使用的马其顿、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等六种语言，足以表明该国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因此它亟需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其中之一是国旗采用了维尔吉纳的古代马其顿王室徽章标志。但马其顿此举遭到希腊的强烈抵制，并迫使马其顿放弃该做法。因为希腊人担心，马其顿此举有可能引起希腊境内的民族问题，剥夺希腊作为马其顿继承者的权利。为进一步显示自己作为古代马其顿继承者的地位，1992年，希腊将北希腊的卡瓦拉机场改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机场（第561-562页）。
总体上看，《古代史指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部注重古代普通人日常生活、全面反映古代世界社会与经济状况的著作，并对古代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古代史在当代世界的功用有所提示，基本反映了西方古代史学者当前的兴趣、理论与方法。上文对该书的简单介绍，已经表明古代史的研究固然必须从阅读古代文献开始，但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态度，观察它们的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他类型的史料，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文献的、地理和人文的，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正在古代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对古代人婚姻、家庭、居住、葬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让古代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以政治和军事为核心的精英阶层活动的层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益占据舞台中心。
四、古代史研究的拓展：中国与世界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古代史研究走到今天，实际上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制度让公民成为国家舞台上的主角。[32]无论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还是近代根据古代文献撰写的以政治和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史，如梁启超早已意识到的，都是“民史”而非“君史”，即公民群体的历史。在那里，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公民大会及其选举出的官员的活动。立法、司法、内政和外交等军国大事，大多由公民大会和他们的代表决定。大人物固然受到重视，但大多被置于城邦活动的基本框架之内。从希罗多德到李维，公民群体的活动始终是主体。即使到帝国时代，古代的共和与民主政治，仍鲜活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狄奥·卡西乌斯虽然生活在帝制已经确立后近250年之时，但他对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运作仍有生动的描绘。对构成国家群体的普通公民的关注，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传统。
古代遗留给后世的史料，大体确定了近代古史著述的主要内容。无论近代早期的古史学家是否赞成古代的政治体制，他们也都不能不把公民活动作为叙事中心，尽管政治和军事的主导让恺撒之类的伟人更为显赫。同时，对于政治和军事活动支配的古代史存在的问题，西方学者也早有认识。早在17世纪末，洛克（John Locke）就已经对当时的古代史表达了不满。他主张不要给孩子们过早教授历史，因为在那里，“所有关于历史的娱乐和谈论，除了战斗和屠杀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给予征服者的荣誉和名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人类的屠夫），会进一步误导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会认为屠杀乃值得赞扬的人类事物，是最为英雄的行为。由于这些原因，非人的残忍就会植入我们心中。”[33]同时，古代史的其他方面，从来没有完全被忽视。即使在政治和军事史最为盛行的18世纪，也有伏尔泰的《风俗论》和休谟关于古代世界人口和道德的讨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和军事立论，还关注了罗马人的土地问题以及道德和风俗。那些认为近代远胜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会给予经济、文化和道德更多的考虑。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之时，古代经济史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博克的成名作是《雅典国家经济》，米特福德等人论述过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穆勒的《多里安人》已经涉及斯巴达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和风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学者波尔曼（R.von Poehlmann）、迈耶（Eduard Meyer）和贝洛赫（Julius Beloeh）已经尝试通过经济发展解释古代历史的变迁；法国学者格罗兹（Gustav Glotz）、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爱尔兰古典学家马哈菲（J.P.Mahaffy）等，也都注意到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虽然《剑桥古代史》的第一版仍然让政治和军事史唱主角，但20世纪70年代陆续推出的新版《剑桥古代史》（1-2卷为第3版，后续各卷为第2版），已经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层面的古代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古史研究，已经不是政治和军事史的一统天下，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34]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之被普遍接受，如果脱离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基础，将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新世纪的新古代史，实为西方学人数百年来文化和学术积累的成果，绝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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