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水稻成为传统社会后期主要的食物来源，其生产方式也就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其相应的耕作技术与工具也成为主流的技术和工具，限制了耕作系统中工具的进步，机器农具没有主观的发明需求
水稻生产与当时小农经济结构的结合，客观上限制了工具的进步，以犁为例，自春秋战国时出现铁犁以后，至汉代出现了犁壁。这是一个加在犁铧上端的装置，有了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以作代行起垄，进行条播，有利于田间操作与管理。汉代画像砖石中可以看到犁的基本构造，已经有犁壁的装置，木质部分由犁辕、犁梢（柄）、犁底（床）、犁箭、犁横等部件组成。虽然犁辕的长短有别，但都是直的，因此称为直辕犁。唐代的曲辕犁发明以后，犁的形制就已经定型，在此之后只是在元代增加了犁刀，犁与水稻的天然结合，再加上中国小农经济的这种惯性，使得中国历史上工具的进步在元代嘎然而止，后期的犁的发展没有大的进步可能和要求，是由于南方水田比北方旱地面积小，耕作时经常要拐弯，要求犁比较轻便和灵活，于是出现了曲辕犁。又因其最初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所以又被称为“江东犁”。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明重犁是工具发展的方向，但毕竟重犁发展的结果促成了机械化为代表的欧洲农业的进步。
众所周知，曲辕犁的发明标志着中国耕犁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自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源于水稻生产的高效与北方的长期战争与人口增加，北方可控疆域通过空间上的开发已经趋于完成②，为什么中国的主要农具自此以后没有大的进步，原因与水稻生产关系很大。在欧洲，犁的早期形制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其区别主要是工具背后的经济格局。而其后较大的区别则是欧洲由轻犁向重犁过渡，由于湿润环境下麦类作物需要深耕而缓解地力下降，欧洲由牛拉逐渐向马拉发展，几匹马拉动犁进行农耕；而中国水稻生产，一方面由于主要是小家庭生产，小农家庭难以配备较多的耕牛，简便的曲辕犁便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深耕，不像北方所需要的役力大，水田的耕地主要意在方便、快捷，两牛拉犁效率反而不好，从而也限制了犁的进一步发展，即向非自然力动力方向，即对机械动力产生需求。
犁在北方先是二牛抬杠式，需要两头牛，而南方水田劳作则不易进行，于是曲辕犁加一牛耕作，成为主流，这种小型化和轻便化的改进，固然劳动效率提高，但也抑制了后来向重犁方向的改进，至少在南方，犁只能维持在此水准，不再有较大的系统改进。
当然，工具进步的问题，不只是水稻生产单一因素所决定，还与中国社会小农家庭生产过程中，局部人口压力与人地关系不合理有关。如清代以来，北方的耕畜存在明显的小型化现象，对饲料要求低、体型更加小的驴更受欢迎，[12]耕畜小型化与工具的小型化，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传统文化氛围下的“传宗接代人人有责”[l3]，家庭结构中的诸子继承和多头利益主体有关。但是高产的水稻以及相关的工具发展，客观上存在限制下具发展的可能。特别是当南方经济决定了帝国后期的命脉后，这种强势地位必定要影响其各个方面，工具的进步与此直接相关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水稻对农业工具的影响作用还需要其它因素共同来完成，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子继承，促成了财产的不断细分，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难以形成像欧洲农业那样的拥有较大规模土地农场，无法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使得大牲畜占畜力的主体地位，无法形成对劳动效率的迫切需求。因为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是均匀分布，常常是劳动力显得处于闲置状态，而悠闲却是“有罪”的，民间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的俗语，直到今天的一些乡村，机械化无法实现，是因为劳动力闲置，基于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格，无法产生对劳动力替代有特殊作用的技术方面的进步的需求，所以中国的农业是一种更多劳动力投入型的精耕细作类型。中国拥有最勤劳的农民，但是中国人难以发明近代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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