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虽然水稻种植属于改善环境质量的生产行为，但是却在空间上挤占了洪水的下泄空间，与西南山区、丘陵地带的美洲作物共同作用，促成了夏季经常性的洪水泛滥成灾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必然会带来环境问题，只是问题的大小不等而已。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在北方，环境问题主要是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是黄河由“河”变成河前加黄字的“黄河”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南方，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并不会带来类似于北方的水土流失问题。但是南方的环境问题也同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过不是由于种水稻直接带来的，而是间接造成的。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早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丰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別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而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土地上植物生长速度快，植被有重要的拦蓄水分的作用。坡度较缓的冲田和坡度较大的梯田，由于田埂具有拦蓄水分的作用，不会造成水土流失。
其二是间接由种植水稻所产生，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汉平原。主要是越来越多季节性洪水无法快速下泄，造成洪涝灾害。这主要表现在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长江流域的开发，更确切地说是利用湿地种水稻，挤占洪水的空间，早在宋代就显现出弊病。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早在宋元时期，由于圩田在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宋元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加深了水与人争地的矛盾，因此在“湖广熟，天下足”流传的同时，江汉平原地区还流行着“沙湖沔阳州，十年年九不收”的谚语，即是说由于洪水的危害，经常导致水稻绝收。
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特别是高产的美洲作物引进后，其对高山地区适应能力，促成了山地的大量开垦种植，水土流失不可避免。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一年要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关于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明显存在越到后来，程度越严重的现象。有统汁指出，自公元前185年（西汉初）至1911年（清朝末年）的2096年间，长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214次，平均每10年一小灾，80-90年一大灾。1499年至1949年大约450年间，仅湖北省江汉干堤溃门达186次，平均每2-3年一次。对此，王剑等认为其原因与l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采取“舍南保北”方针有关，在荆江北岸构筑大堤，切断了云梦泽与长江的天然联系，人为地限制与改变了沉积物的沉积范围，将云梦泽的自然演化进程人为破坏，改变了荆江段的河湖体系平衡，使云梦泽变成了河网化的江汉平原[l4]。他们将长江的洪涝灾害归结为水利工程的失误，但是却没有关注到大量围湖造田的原因，张家炎指出，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垸田快速增加是主要原因，当垸田不断发展并为移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的同时，其隐藏的危机也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垸田既然是筑堤挡水而成，每围一块地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洪水蓄泄之所，当蓄泄面积被缩小到一定限度时，洪水冲泄泛滥成灾便在所难免，兼以降雨量分配不均、夏季雨水偏多的气候特征和上游川江的大量客水汹涌而至，水灾发生的频率愈益增加，呈典型的“旱少而涝多”的灾害特点。而这时正是坑田持续开发的极盛时期。[15]
垸田中的主要农作物即是水稻，间接造成了洪涝灾害普遍的现象，随着对水稻依赖程度的增加，自明清时期开始，中国长江流域开始进入到了洪涝灾害时代，荆江大堤高出两岸地表，形成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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