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建立后秦的羌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即帝舜，他们认为“禹封舜少于于西戎，世为羌酋”。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也说，羌人“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16】轩辕即黄帝，说明不但羌人把黄帝看成了自己的始祖，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承认羌人是黄帝的后裔。羌人姚苌建立后秦，也是以秦为继承对象，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之意。
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更是以“炎黄子孙”自居，标榜自己是“中国”正统。《魏书·序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于，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17】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拓跋鲜卑人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北魏政权，是因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胡三省注称：“战国之时，魏为大国。中国谓之神州。”【18】这显然是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为继承对象，是自称“中国”的一种表现。何德章认为拓跋鲜卑以“魏”为国号，按“五德终始”学说，先以继承苻秦火德之后的土德自居，后改为承晋金德为水德，都是为了与晋争夺中华正统。【19】所论甚是。北魏自称“中国”，不但得到境内人士的认可，也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赞同。如，蠕蠕（柔然）豆仑可汗时，“其臣侯医堊、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20】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西魏末年“突厥以（史）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21】这里所说“中国”应该指宇文泰建立的西魏政权，说明蠕蠕、突厥等少数民族承认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西魏等政权是中国。
五代十国时期，以沙陀人为统治者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也都自称“中国”。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勗以唐朝的继承者自居，特定国号为“唐”。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先秦时期华夏人建立的晋国以及汉人建立的西晋、东晋为继承对象，后晋大臣景延广曾对契丹说：“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22】认为石敬瑭是契丹所立，石重贵则是“中国”自立，完全以“中国”自居，这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沙陀人刘知远“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23】也以“中国”自居。建立弍匕汉的沙陀人刘崇“以（汉）高祖之业一朝坠地”，【24】欲绍袭高祖之业，也以继承汉人建立的两汉政权自居，视自己的政权为“中国”。
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自称是“中国”。《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25】刘辉在这里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就是指辽人，主要指契丹人，而“诸蕃”一词则指辽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契丹人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正统王朝，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契丹国”，所使用的“大中央”一语就是“大中国”的意思。【26】契丹自称“中国”，不但得到以后各个朝代的承认，也得到境外各个政权的承认。姚从吾先生曾指出：“大陆邻邦，如俄罗斯、波斯（伊朗）等国，称我国为Ki-tan或Ki-tai”，“确是导源于第十第十一世纪建立辽朝的契丹，或西辽（喀剌契丹）”；又说：“蒙古文中’中国‘与’乞塔‘有时不分，更与’契丹‘有关。至于英文德文China以外，在诗歌或书名中，有时也称我国叫Cathay或Kathay，它的意思是指’古代北中国‘，自然也是契丹的转译”。【27】笔者也曾探讨辽人自称“中国”问题。【28】
与辽宋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其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也是自称“中国”之汗的意思。【29】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又译马哈茂德·喀什噶里、马合木。喀什噶里等）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对“桃花石”进行释义时，曾用“上秦”指称宋朝，“中秦”指称契丹，“下秦”指称喀喇汗王朝控制的喀什噶尔等地。【30】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31】又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3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称宋朝、契丹和喀喇汗王朝为“秦”，就是称这几个政权为“中国”的意思。
党项族李元昊建立西夏，以“夏”为国号，也是袭用历史上“夏”的国号，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王炯、彭向前认为，西夏文献中记载的西夏国号“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即是西夏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唐王朝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33】的意思，表明西夏也以中国正统自居。
金人也自称“中国”。《金史》一书，“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如《完颜纲传》记载，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34】《独吉思忠传》记载，独吉思忠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35】这里所说的“中国”都是指金朝。金人自称“中国”，虽不为大多数宋人所接受，但也有人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承认金人占据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并引申金朝为中国。如陈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劝皇帝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36】其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是指中原地区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37】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给日本的国书中就有“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38】等语，称包括元朝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为“中国”，而将日本、高丽、安南、缅国、占城、暹国、爪哇等国列为“外夷”。
满族建立的清朝更是自称“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在同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正式使用“中国”一词代替“大清”。此后，“中国”一词正式成为大清的代名词。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认为“中国”一词应该为汉人所独有，他们曾依据“中国”一词的不同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含义而自称“中国”，表明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应该是中国自秦统一之后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数”现象的一种表现。
二、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政权也被称为“中国”
中国古代有一些政权当时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仍被称为“中国”。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夏朝和商朝时期并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就是说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上铭文，记载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日：“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辟民。”《尚书·周书·梓材》记载，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两则史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多数学者将这两则史料中的“中国”一词释为“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京师之意，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也就是说，西周时期虽然开始出现“中国”一词，但主要指“京师”，并非是西周政权的自称。夏、商、周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9】他明确将舜及其后人所建夏朝、文王及其后人所建西周称“中国”，同时认为舜和周文王分别是“东夷”和“西夷”之人，并没有将“东夷”、“西夷”等少数民族排除到中国之外。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都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到了秦“以兵灭六五，并中国”【40】以后，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其代周火德为水德，自称“中国”正统，不但秦朝被视为“中国”，【41】就连被秦朝所继承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越等政权也被视为“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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