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拜读大作，悉兄对地主制经济的全面观点，我无异议。另有两点意见，供参考。
一、P.3下段。自耕农与佃农都有“余额”，差别只在“赋轻租重”。作者认为，先有自耕农，等到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才出现佃农。这在历史上无法证实。“令黔首自实田”甚早，秦始皇30年左右。“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则不知“始”于何时。“豪民”是最早的地主，而奴隶或农奴变为佃户是很自然的。
二、P.8，说土地是“一种积累”“一种储蓄”，这在常识上说是对的。但用经济学术语说则否。经济学上“积累”指一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基本建设和物资储备的部分，只有这年新垦辟的土地费用才属积累。“储蓄”专指货币形态的非消费部分，也是就一年的国民收入来说的。又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土地非劳动创造，无价值（只有价格），也难说积累。又“生产基金”是社会主义（苏联）经济学术语，不是对“消费基金”而言，而是对“流通基金”而言，指投入生产领域部分（“流通基金”指投于货币和商品形态部分）。下面，“土地买卖已是……”一句是对的，因为“土地买卖”指一年国民收入的流向，指买卖行为属积累，非指土地本身。
注：这是对我关于地主制经济讨论提纲所提意见。l997年12月8日
（十三）
此文虽以“经济强制”为题，实际讲了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史。结构严整，论据精当，是吾兄多年研究的成熟之作。提不出什么意见。下面都是题外之话。
文中提出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强制，始于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完成于清定额租和押租制的普遍化。我非常赞赏这个提法。任何制度的发展都会有阶段性，每个大的阶段都是新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佃农人身自由”，也就是“经济强制”的地主制经济，而这种经济乃是“典型的地主制经济”（P.10），即“地主制经济”达于典型、达于成熟。
从历史上说，宋代确实有个大变动。宋以前的地主制经济和宋以后的地主制经济，有个划时代的变动，相应的封建主义（不只是经济），也有个划时代的变动。（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有个更大的变动）这需要另文研究，不仅在经济上（田制、租佃制、佃农择主、迁徙自由上，等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宗法制度上，范仲淹式新家族之兴起），在文化思想上（特别是浙东学派的兴起），都应加以研究。
（仅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来说，曾受到学者猛烈攻击，以为不如均田法、占田法有效。都是因为没有“新时代”的观点。）
我还想提一个另外的题外之话。本文说，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核心是租佃制，因为它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P.1）。这要看条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经济学上是个普遍现象，租赁、借贷、委托、承包都是，是生产资料或资本与劳动者或经营相结合的便当形式，不是为了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也不一定能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以土地租赁说，即使在定额租和契约制下，地主可随时铲佃，佃农就没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甚至造成短期行为，竭泽而渔，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家庭承包制要30年不变，现在又加30年，声明以后还要加。租佃制下，农民都要争取固定佃权。欧洲有过30年、60年、90年佃权，不仅在货币租，在分成制下就有。清代押租制下，有订lo年、20年、30年者，还不够长。永佃制才根本解决问题。所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不能说就使佃农有积极性，那是有条件的。
注：这是对我一篇未刊稿的意见。1998年10月20日
（十四）
希克斯没有给“命令经济”（厉以平译“指令经济”）下个完整定义。依《经济史理论》，它起初总是军事性质的，出现在“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的时候，“除了在危急的情况下，一般是难以存在的”（P.16）。但是，一旦军事目的完成，就需要建立官僚制度，这时，“制度又恢复到习俗，指令成份所剩无几”。
希克斯又说，封建制度就是军事征服之后，“恢复到习俗”的新制度，它是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混合类型”。而习俗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只是当社会受到汤因比所称“挑战”压力时，“制度转向指令方向”。（汤因比所称“挑战”，主要是指外部压力，特别是军事压力）
还有一点，指令经济“在原则上并不依赖市场制度”；逻辑上“与市场无关”。
这样，我以为，指令经济，只存在于军事行动时期，一切听指挥。而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只有指令的“成份”。真正的、全面的指令经济，是在“计划经济”中。俄国革命，“军事共产主义”结束后，斯大林没有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实行了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计划经济。中国在征公粮、供给制的军事经济结束后，没有按计划实行新民主主义，匆忙地转入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要市场的，但不能持久，60或30年后，又转入了市场经济。
公有制经济，公田或官田，百工食官，官盐铁，均输平准，都是历史悠久，非源于军事，与其视为命令经济，不如视为传统（习俗）经济。而在封建时期，公有制经济是逐渐削弱的。殆均田不行，小农为主，公有制经济在GDP中大约占不到l0％。但鸦片战争后，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的，洋务派企业、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尤其解放战争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几乎囊括整个GDP。公有制的削弱，是制度问题，很难说是“命令”经济削弱了。其后的大发展，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倒可说是“命令经济”加强了，因为它们属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命令经济。
国家干预经济，也是自古即有，迄于今天，非必起源于军事。干预有直接的，如令民植桑种榆枣，效果未详，因为农家种地要受家庭需要限制，实际不是按命令行事。在长期内。，地主干预大于国家干预。间接的干预，有财政、金融两途。封建社会，信用制不发达，金融如利息率、投放等干预不行，主要靠财政。故希克斯有“岁入经济”之说，岁入经济先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即赋役制。我以为，赋役制实际上支配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当然也有市场机制，很小），而田制（所有制）并不重要。盐茶禁榷均属财政，纳入赋役制研究。
赋役制的演变，总的说是趋向合理化。而此种演变，很难说是“命令”削弱了，也难说是命令加强了，它是制度的演变（不是体制的演变）。不过，演变不是直线的。如田赋，秦汉都是据地出税，而西晋计丁，北魏按户，隋及唐前期收丁租，即丁税。这又与本时期的占田、均田制有关。但由税地变为税丁税户，总是一种倒退。又赋役由征实物到货币化，是个进步；而明初实物制泛滥，甚至叫农民直接送税粮给对口的军户，废除统收、统支、会计，显然是个倒退。大约一条鞭以后，赋役制的合理化演变才成为“不可逆”的。但直到民国，也没有完全废役、废人头税，也没有完全货币化。不过，后来，在抗战后方改为征实和抓壮丁，在解放区收公粮和“动员”，又有倒退。抗战后方和解放区都是军事经济、命令经济，不得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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