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者刘晓春指出，当今中国民俗研究有两大倾向，即忽视民俗地方性的普同性倾向和将民俗看成现代对立面的进化论式线性视野。他特别以客家研究为例来反思这个问题，他据此提出以“地方性”视野出发，强调地方性文化对于客家民系的普遍性、历史性、现代性的整合经验，强调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变迁。[1]事实上，在当今的客家研究中，从“地方性”视野出发，研究客家文化历史变迁的作品相当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缺少历史资料来给研究者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非常幸运的是，笔者开展调查的江西赣南西部上犹县营前圩留下了相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具特色的地方民俗，使笔者得以深入考察地方性“民俗”形成背景与变迁历程。
本文所研究的营前圩位于上犹县城西面77公里，南接崇义，北接遂川，西邻湖南桂东，东连上犹平富、五指峰乡。从行政区划上看，营前指的是现今上犹县营前镇所辖范围。本文所叙故事基本上发生在营前圩（即营前盆地中心地带），按照明代的里甲制，营前圩相当于“村头里”所属范围。营前墟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两种民俗：一为民间舞蹈--“九狮拜象”，一为门榜文化。
悬挂门榜是上犹县独特的文化现象，主要流行于以营前为中心的上犹县西部。门榜主要是指悬挂在民间房屋正中的标示其家族文化的匾额，例如黄姓题“江夏渊源”；钟姓题“知音遗范”；李姓题为“青莲遗风”；周姓题“爱莲遗风”；等等。[2]门榜之独特在于，题写门榜已经成为营前等地的民间习俗，凡是民居，没有不悬挂门榜者。
九狮拜象是一种民间舞蹈，其舞蹈动作简单，但伴奏雄浑，表演重场面，重气势，非常壮观。其舞蹈的主体为一头纸扎的大象和五至九个纸扎的狮子。九狮拜象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开始表演，组织筹划以宗族为单位，故叫“姓氏龙”。每年初一，整支队伍到祠堂参神拜祖，初二起在各姓聚居的村落挨家挨户舞。但最热闹的是正月初八营前开墟（营前二五八墟），各姓队伍上街表演极尽夸张之能事。[3]
营前这两种民俗被强调成典型的“客家文化”之表现，在许多宣传赣南客家文化的媒介中常可看到，但学术界对这两种独特的民俗关注并不多，除了一般地方文史工作者之外，鲜有深入之作进行探讨，而该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4]因此，本文将从社会史层面切人，对这两种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展开分析，以管窥客家民俗之实质，并加深对民俗文化之理解。
一、蔡姓的强盛及土著对地方的控制
明代营前圩的地方控制权在土著两大姓--陈姓和蔡姓手中。明末清初，营前地区开始接纳大量的流民进入。这些流民或盗或民，引起营前地域社会很大震动。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乱，营前的流民乘机起事，对营前土著构成沉重打击，史称“甲寅之乱”。关于这一过程，前人和笔者都已经有所论述。[5]不过，虽然甲寅之乱对土著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实际上，甲寅之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蔡姓，蔡姓在乾嘉年间，在地方社会仍然是最有影响的家族，基本上掌握了地方社会的话语权。或者说，经过了甲寅之乱的打击后，蔡姓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在乾隆初年，重新壮大起来了。
地方志的资料显示，乾隆初年，蔡氏进行了一系列的地方建设，说明蔡姓仍然在地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与官方也维持了紧密的关系。今列若干史料如下：
礼信桥，在县西北八十里，营前蔡姓城南，蔡姓建。[6]
云泽庙，在营前城外南三十里，平富隘白花滩。乾隆十四年，邑人蔡志抡、志扶兄弟捐建。此地两峰耸对，中瀑布一道，遍下三潭，深不可测。传称龙潭旱祷即应。乾隆十二、十四两年六月欠雨，时巡检张仕虔诚往祷，二次俱礼毕云兴，旋数里甘霖立沛，三昼夜不息，幸获秋成。于是，志伦等捐修庙宇，以答神庥。署县李珥因择斯名。[7]
慈惠亭，在县西北五十里孤独峰上。国朝雍正元年，邑人蔡志抡、志扶奉母钟氏捐建复租十五石为夏秋二季煮茶之费。[8]
文昌阁，在县治八十里，营前蔡姓城东南角上。乾隆八年，蔡祠公建。[9]
观音阁二，一在营前妙乐寺前左。乾隆六年，蔡姓重修。[10]
从上引资料看来，乾隆初年，蔡氏或建桥，或建亭，或建庙，或建阁，非常活跃。进行这些公益性事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缺一不可，蔡姓能进行这些建设项目，充分说明其经济实力和地方影响力都不小。
同时，蔡氏还维持了与官府的密切关系。除了上引史料可见端倪之外，乾隆初年，营前的汛防署也搬进了蔡姓私家修筑的城堡--蔡家城中，“营前汛防署，原驻在蔡姓城外。今移在蔡姓城内北蔡姓土上。汛右营房十间，额设把总一员。雍正七年（1729），添设外委一员，带领骑战守兵共四十名”。[11]乾隆十七年（1752），营前城还成了上犹县丞署所在地。而且，根据乾隆《上犹县志》，除了明代上犹县令龙文光为蔡家城写过记之外，乾隆初年任上犹知县的周肇歧、张仕都曾为蔡家城专文写记，雍正年间任南安知府的游绍安则写有《营前蔡氏祠堂记》，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蔡姓与官府关系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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