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在康熙《上犹县志》中根本看不到片言只语。其实，诸如“何柏龄、何槐龄、何永龄、胡子田”这些人都是营前客籍人，他们的名字在客籍的族谱中均能找到。把他们的“罪行”记人县志，明显看得出是土著施加影响的结果。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书写”无疑是在激化矛盾，其实是非常不利于统治稳定的，但站在土著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且，能够永久地把流民钉在耻辱柱上。《上犹县志》中出现这样的记载，应该是土著势力影响的结果，其中，作为县内数一数二的土著大族，蔡姓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乾隆五十五年，上犹县又一次修志，这一次修志的主撰者为营前蔡姓的进士蔡泰均。由于这本地方志已佚，笔者无法睹其真容，但估计由于有蔡姓直接介入，至少应该维持土著的声音。
情况到了道光三年（1823）《上犹县志》修撰时发生了根本变化。道光《上犹县志》卷三一《杂记》应该是在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卷一○《杂记》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对比两志的记载，可以发现原来乾隆志中对客籍流民“罪行”的记录进行了明显地修改。首先，删除了作乱之人的真实姓名，即上文中“何柏龄、何槐龄、何永龄、胡子田”等人的名字不再出现，而是代之以“贼”、“诸寇”之类的字眼。其次，将出自土著之手的对客籍流民“罪行”记述更详细的《残民叙陈叠受叛害缘由》进行了大量的删除，只留下了“邑侯刘公条析三叛三抚及各上宪看语详文”，即从县到省的各级官府的公文和看语，这样一来，流民的“罪行”虽然仍有记载，但更多的是对事不对人，不再那么尖锐了。
出现这些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官府想要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而在地方志中出现关于客籍祖先“罪行”的大量记载势必引起客籍的反感，从而不利于消解土、客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统治的稳固，所以删除这些记载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但和土著势力的衰落也有一定关系，乾隆以后，以蔡家为代表的土著势力也逐渐走向衰落。根据笔者对光绪《上犹县志》统计，道光初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修县志之前，蔡姓和陈姓这两支主要的土著仅考中举人1名，贡生3名，和嘉庆以前的鼎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蔡姓在科举上衰落得相当厉害。与此同时，客籍的力量开始壮大起来。
二、客籍力量的壮大与地方话语权的转移
“甲寅之乱”平定后，流民获得了合法的户籍，成为官府认可的“编户齐民”。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前引文中有详细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笔者在这里，只想通过黄姓和张姓两个流民家族的发展，进一步说明流民家族人口、土地和科举等方面的发展和壮大。
黄姓应该说是目前营前客籍诸姓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关于黄姓迁移来营前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其开基祖世荣公之子栗明公曾写作了一篇《去粤来犹记》回忆当时情况，从中可看出，黄姓虽然康熙三年就广东兴宁迁到了上犹县境内，但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处境，“甲寅之乱”（即康熙十三年的吴三桂叛乱）平定后，才逐渐安定下来。康熙中期，黄姓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6]直到今天，黄姓仍然是营前地区人数最多的家族。科举方面，从前列表1可见，黄姓也是客籍中科举最为发达的家族。
然而，黄姓宗族组织似乎很晚才发展起来。从1995年修的《黄氏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谱》可知，黄姓早在其二世祖栗明公手上就开始修谱工作了，所谓“栗明公修葺成牒，条分缕晰，班班可考”。[17]但是，栗明公只是黄姓到营前的第二代，即使他修谱，估计也是和兴宁原籍的家族人联合，而不是修营前黄氏的谱。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黄姓才开始正式修谱。即从康熙三年到嘉庆十一年将近150年间，黄姓并没有族谱问世。之后，黄姓开始有规律地进行修谱工作，分别于光绪十六年、民国八年（1919）、民国三十六年三次重修族谱。可以肯定的是，黄氏家族在晚清至民国年间已经是营前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大家族了。
张姓应该是营前目前众多家族中规模和影响力都属中等的家族，所以，分析张氏家族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修于1995年的《张氏族谱》中有一篇题为《汝珍公自述》的文献对张氏家族来营前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清晰的描述。根据该文的描述可看出，和黄氏一样，张氏在甲寅之乱平定之后才安定下来，之前一直在湘赣之间奔波。到了康熙末年，汝珍公晚年已有田产约八百石，子孙后代数十口，发展不可谓不迅速。财产的增加，使汝珍公有实力进行宗族制度建设。从文中可看出，他设立了一定数量的公产，包括学田、祭田等，这些财产归人“众”，并且有了祠堂。这说明至少在康熙末年，张姓已经了比较规范的祠堂和公产。[18]和黄姓几乎相同的是，张姓的族谱修撰工作也开展得相当晚，分别于光绪十七年（1891）和民国二十五年（1937）进行过两次修谱工作。
笔者认为，黄姓和张姓如此之晚修族谱，根本原因在于刚来营前的时候客籍家族人口比较稀少，要经过一段时间增长，人口的数量才可达到必须修族谱的地步。因此，我们也可从黄姓和张姓晚清才开始修撰族谱这一事实推断，可能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后，客籍人口才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
人口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流民家族在科举上也有了突破。流民首先是几经周折，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19]接着，流民中开始出现低等功名的士绅。以黄姓和张姓为例。根据族谱可知，黄姓家族出现的第一个具有正式功名的人是在迁犹后第三代，即世荣公的孙子志建，他是“郡廪生”，生于康熙戊午（1678），殁于乾隆庚辰（1760）；张姓家族也是在迁犹后第三代出现有科举功名之人，仲济公之孙璇玉公是“邑庠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殁年不详。[20]由此可推测，大概在康熙末年营前的客籍人中开始出现有正式科举功名之人，这意味着客籍家族开始努力使自己“士绅化”。但是，从表1可看出，直至嘉庆末年，至少在高级功名的追求上，客籍人所获得的成功远远逊色于土著。
同治元年（1862），客籍黄耀街高中恩科举人，客籍人终于出现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在此之前，客籍人虽然早已有人获得举人的功名，但皆为武举，武举虽也是举人，但通常视为比文举低等，其影响力也要打折扣。正因为如此，黄耀街的中举让客籍人感到振奋，认为是“此国朝以来二百余载为我邑客居者天荒之破。”[21]黄耀街不仅是上犹县客籍第一个文举人，而且，在地方上影响力也很大。其墓志铭有记载曰：
生平敦伦立品为重，以振兴文教为先。倡建西昌乡学，其形胜布置，定山诹吉及一切章程，皆府君手定而独肩其责，经营完善，有志之士咸赖之。至于建宗祠堂、修家塾，封树先垅，捐设宾兴，而种种义举，皆与诸父老实力赞成之而厥功不居，向不理外事，不履公廷，惟修邑志、昭忠恤典及报销奖叙诸善端裹理而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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