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垦辟，当然比较粗放。任何“荒地”，把草木烧掉，稍微翻松平整一下，撒下种子，工作便已完成。到轮流撂荒已经成了必要时，就得考虑把菑、畬、新三类土地的范围划得明确些，既可减少对使用权的争执，也可避免白费气力去种难有收获的田。这时，田开始有“画界”的事情：“画”字原来的写法，“田”字四面都有一条线，表明田的周围所留的一条小空地，这些空地就是“界”。“界”字下面的“介”，是人所作的分隔。不同领主领有的田，更在田地外面，画出分隔的“疆”，--几处田块外面，是他人领有的范围。同一处田的内部，也得分成小片，以便操作。这些字本身的来历，已经可以说明田地建制的过程。建置农田的历史，至少也应和这些金文文字一样久远。
（二）水土保持中的旱田与水田的作用
最初，黄河流域的人们种在田里的谷物，只是禾、黍、麦这些旱作物。栽培稻和苽这两种水生谷类，要在田里留下一定深度的水，作成水田。这时田的周围，必须作成塍埂，以便保水。水生谷类需要田襄有水。旱作物，一般靠地裹蓄积下来的降水维持生长，但天气过分干旱时，也还要由人工补给，即引水灌溉。因此，导出了农业上第二项基本建设，即以保持水土为目的的农田水利建设。
农田水利，必须针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作斗争：一个是“旱”时要灌溉，即地里的水不够供给植物的需要时，要向土壤里加水。另一个是“潦”时要排水--古代称为“宣泄”、“宣通”、“倡导”或“通泄”，即地里水分过多，到了妨害植物的生长时，从田地里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两方面，都需要在田地里作成导水的大小沟道，称为“沟洫”。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就是修建一系列的沟洫系统。最早的“沟洫”，可能以排为主，以蓄为辅。
沟洫的发展，至少有三个促成因素：一个是经常遭受旱或涝的威胁；一个是有可引的水源和排水的出路；一个是能够执行这种建设的技术知识与工具。其中，技术知识与工具，也就是人的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殷商民族，常受河流泛滥的威胁，以至于几次被迫迁都。甲骨文字卜辞中，卜雨与求雨的记录特别多。黄河中下游，小河道不少，也有天然蓄水的“陂”，水并不是无处可引，也并不难排出，但是在铁器发明以前，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很难实现。周民族开始经营农业生产的关中渭北平原，春旱秋涝的现象，几乎经常出现。渭、泾、洛三条河道，可以引入，也可以受纳，地理条件是合适的。大概由于这两种因素，逐渐累积了一些小规模的渠道建设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西周末年，冶铁技术出现之后，创制了效率很高的工具，促进了沟洫建设。因此，战国时，韩、魏等国在殷代原来播迁不定的地区能够战胜旱涝，形成水平颇高的农业生产。而且，倒转来，韩国的水利工程专家郑国，还利用在黄河下中游累积的技术知识，为关中的秦国开凿灌溉渠道。
有了农田水利作为保证，水稻这种高产作物才有发展的基础。殷民族是否真正有过水稻，我们不能断定。晚期金文中有“稻”字。《诗经》中，有稻和稌[即糯稻，它是在“涂”（郎稀泥）里面生长的禾谷类]，可以说明水稻在周民族的农业生产中曾占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周民族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向黄河中游下游传播时，水稻也向沿河的“沮洳”（地下水位高，地面经常有积水的）地区推广了。这样，原来认为不适于长庄稼的无用地面被开垦成了高产良田，逭在我国农业生产史上也是一个跃进。
水田建置，还另有一个特殊有利之点。土壤中的钠盐（包括牙硝、芒硝和“小盐”）【3】含量过多，一般称为盐咸地（古代称为“斥卤”或“泽卤”），旱作物多数很难生长。有水泡着时，盐害可以减轻一些。经过几年作为水田经营，盐和硝可以有一部分被淋洗和排出【4】。这样，就替水稻栽培开辟了新的领域。战国时，史起引漳河水灌溉两岸盐咸地，将其开辟成稻田，曾得到人们的颂扬。
沼泽地排水后，固然可以开垦成水田，但有些大的天然淡水水库，地下水位逐渐降低后，边缘一带，常为芦苇（所谓蒹、葭、葑、茭）等水生植物的天然羣落所占据。这种水滨地带，往往每年有旱与涝的季节更替。如果由水滨起，向“陂”的中心作些土坝（六朝时称为“竭”，唐代称为“圩”），把浅水地带围出，让水只在某一部分停留，那么，旱时可以从“陂”里引出水来灌溉，涝时大量的水被储存在“陂”中，竭以外的水比较容易排掉。竭外的地，这时就成了水田。传说中，最早组织领导羣众修建这种陂竭的，是春秋时楚国宰相孙叔敖。他在今日安徽寿县附近建立了“芍陂”，据说就是今日的安丰塘。芍陂种稻，收效良好。后汉的水利专家王景，三国时魏的刘馥，都重修过芍陂的稻田。和刘馥大致同时的郑浑，也曾在沛郡（今日徐州附近）尝试过兴筑陂竭。西晋束皙，曾建议【5】在汲郡吴泽（今日新乡附近）筑竭束陂，开垦出几千顷稻田；并且说荆、扬、兖、豫四州（今日湖北、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江苏的一大片地方）的薮泽（即天然大水库），都可以同样进行开垦，但是必须先废除地方豪族在这些水库中经营捕鱼、种苇子等权益，才可以使国家和百姓得到好处。北宋苏轼，曾因为杭州西湖“水涸草生，渐成葑【6】田”，请求开垦。王祯《农器图谱》把这种陂竭中等以上大小的称为“围田”【7】，小型的称为“柜田”。
东晋在建康（今南京）建都时，许多中原豪族迁居江南。他们为了强占土地，对于湖荡、薮泽曾有过剧烈争夺和吞并。如何开辟江、浙一带的水滨地带来作稻田，《晋书》没有正面记载。但南朝刘宋时，开辟湖荡作稻田，巳成风气，地方豪族走向了与束皙所担忧的恰恰相反的道路，他们把湖水全部排干，开辟成为私人产业。著名的豪族文人谢灵运，曾依仗豪门宗族的势力，前后两次要求将会稽郡治（今绍兴）山阴县的回踵湖与如宁县（今上虞）的坏崲湖全部放干湖水，开垦为湖田，归他私人所有。谢灵运的要求虽没有达到，但可以说明当时豪族的强霸蛮横。事实上，江、浙东部地下水位高，湖水即使暂时排干，不久仍会积聚起来，重新淹没田地。所以这种办法，始终没有获得成功。
另一种向湖荡争取耕地的办法，是南宋陈旉《农书》中所说的“葑田”。陈旉所说的，是“以木缚（即绑）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即带泥的草根）附（郎铺）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近，随水高下浮泛，自（即自然）不渰（即淹）溺”，这种葑田，同苏轼所说的显然完全不同。王祯《农器图谱》把这种形式称为“架田”，更符合实际情况。三十年前，珠江口外，有不少这种架田，种植蕹菜和水田芥。西江上游都市近旁，近来也还有少数菜农在这种浮水菜园种植水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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