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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六)(4)

陈旉还特别注意在水田裹使用石灰,补足钙的淋失。王祯《农桑通诀》提出了草粪(干制堆肥)、火粪(草木灰)、泥粪(天然湿制堆肥)等肥源,并且倡议将一切动物性有机物质,作为制造堆肥的原料。“……一切禽兽毛羽亲肌(接近皮肉)之物,最为肥泽;积之为粪,胜于草木”,而以“粪田胜如买田”,的农谚,劝人积肥上地。
    徐光启对于施肥积肥颇为重视:《农政全书》里面,总结了过去书中所记载的各种肥料,并且着重施用“草粪”(即绿肥)、油枯(即油籽饼)、苔华(即浮游植物,包括具有固氮能力的蓝绿藻在内,值得我们注意!),廐肥;推荐施用骨灰和贝壳灰(补充磷、钙两种重要元素),在淋失较严重的泽农区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归结到踏粪、窖粪、蒸粪、煨粪、煮粪等积贮和促进腐熟的方法。在他的手稿【10】中,存有向各地农民访问调查肥料价格及施肥量、施肥方法的笔记,也有将肥料提炼浓缩的设想。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我国农民羣众总结施肥的几项原理原则:第一,因为生物体质直接间接都来自植物体及其所利用的土壤,所以凡生物体的各种成分都可以作为植物的养料,加到土壤里面,经过“化腐朽为神奇”以后,补充地力的消耗,帮助植物生长。这里,包含着对物质循环的基本认识。第二,“用粪如用药”。即使积有大量肥料,一次还是不要用得太多,正像药虽然可以养生治病,但不能用得过“猛”一样。过量的粪与过量的药一样,是放进去就掏不出来的,等到表现出损害时,已来不及挽救。所以使用肥料,一般都是分作一次“基肥”(称为“垫底”、“坐兜”、“胎粪”等)和几次“追肥”(“接力”、“托腰”等),让它们“细水长流”地发挥有益作用。这样,既可以避免施肥初期由于肥料浓度过高而可能引起的“烧伤”,也可以减少肥料的淋失。第三,不同作物需要不同肥料,决不可强求一致。从《泛胜之书》起,到《授时通考》止,所有几部大型重要农书,对各种不同作物所提出的肥料种类和施用方式的记载,是愈来愈细致、周密,讲究“分别对待”。
    施肥不是增加地力惟一的方法。任何残留在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包括由于施肥而加进土壤里去的在内,经过微生物所引起的腐败,都可以分解成为可供植株吸收的养分,而且也只有经过腐败分解,才真正对于植物有益。腐败分解,既然是微生物的活动过程,它也就和植物的生长活动一样,要受到土壤温度、湿度、通气条件等的影响。凡属对于植物生长有利的土壤条件,几乎可以说全部都有利于腐败分解作用的进行。翻地、中耕、灌溉等的主要目的固然在于使作物的根得到更好的生长环境,可是,同时也替微生物的活动准备了适宜条件。很可能,那些措施的良好效果,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微生物的活动得来的。水田中土壤的湿度自然是足够的,但是温度和通气条件却常常不够。水稻田耕翻之役,晒几天,甚至烧一烧,都可以发生有益的改变。泛胜之所说的水稻种植方法,第一步是“春,冻解,耕反(即耕翻)其土”,为的是晒暖,并且和大气中的氧接触,加强氧化作用。此后,《齐民要术》说:“北土高原,……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南宋初,陈旉《农书》记载江南种水稻的方法,耘田的时候,在田中间和四周作成又深又宽的沟,把水放干,让田底干到坼裂的程度,再灌水浸,也是增高地温、促进氧化的措施。陈旉说这样做“胜于用粪”,理由很明显。王祯《农桑通诀》记载,元代江南种稻,仍旧是“耘毕,放水,熇(即烤)之”。直到现在,栽培水稻的地区,还有用火烧或翻起之后让太阳晒的习惯。这是恢复水稻田肥力的有效办法之一【11】。
    不同作物,利用地力的条件与方向,彼此不同。轮换作物,至少可以有调济平衡的作用。特别是种植过一批豆科植物,可以藉助于根瘤细菌的活动来增加土壤内氮化物的分量,这是非常有益的。北方旱田,用苜蓿、豌豆、毛苕子、草木犀等和谷物倒茬;南方水田,冬季种一批巢菜(苕子)、紫云英(红花草子)、蚕豆、豌豆等,正是利用豆科植物来调节地力。《齐民耍术》记载公元六世纪以前的经验时说过,“美田(让田变好)之法,绿豆为上”,可以说明这种经验的古老。
    (四)复种与套种
    陈旉《农书》有一篇“六种之宜”,里面提出“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意思是说,地里没有一天不畏着庄稼,也就没有一个月不进行收获。这句话,是农业生产的理想水平。陈旉当时在临时都城(“临安”)附近。都城所在,人口骤然增多,赋税也空前加重,只有充分发挥地力,争取单位面积的最高额产量,农民才能生活,也才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劳动的“权贵”及其一伙,所以提出了这个高标准。近八个多世纪,我国的农业生产,凡气候和社会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实行精耕细作,尽量充实地力,向“收无虚月”前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是一条途径。这条途径的原理,是使土地继续不断地供给植物生长,做到“种无虚日”。另一条途径是“种无闲地”,让地面载覆着最大数量的个体。前一条途径,习惯上称为“倒茬”;后一条途径,称为“套种”。
    作物中,周年365天,天天都能生长的很少。绝大多数种类,尤其是禾谷类,只能在固定的季节中生长结实。要作到种无虚日而同时又收无虚月,很难实现。因此,复种只能是按照作物所需要的气候条件,依次序种一批收一批后,再种一批,春夏秋冬,作为“农家月令”来安排,尽可能地让土地不空闲。事实上,禾麦轮作,周民族早已开始实行。《泛胜之书》说“田有六道,麦为首种”。六道是什么内容,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看来,似乎是颇为复杂的轮作。崔寔《四民月令》中,农作物和蔬菜的生产都有细致的安排。尤其是蔬菜生产,往往先育苗作准备,腾出空地,就随时移栽,是很先进的办法。以后的发展,不仅蔬菜栽培这一种集约利用土地的生产,讲究高度复种,就是一般大田,栽种谷物、纤维、油料等作物,大面积生产,只要气候条件和肥料供应赶得及,也一律从加强管理中求得最多次数的轮作。复种指数高,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显著特征之一。上面说过,作物对土壤中养分的吸取,各有不同偏重,轮作可以调节地力。只要季节安排合适,肥料补充及时,勤劳的我国农民,是不会忽视耕作和施肥的。地力所以长期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不是偶然的事。
    根据许多记载,过去我国农家(农业生产者)有作出五年、七年、十二年乃至十五年长期轮作安排的。两茬之间,往往只空闲两三日,作为翻地的时间。技术高,不怕辛勤,爱好劳动,原是我国农业劳动者的优良传统。个别农家,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根据丰富的经验,按计划执行得这样精确周密,也有可能。不过,每年的气候常有不很规律的变动,晴雨冷暖,前后挪移十来天,恐怕不很少见。作物的生长成熟,未必能完全不受气候变动的影响【12】,而照十五年前原计划的日期,如期成熟收获?收获后,能否马上耕翻和播种出芽?是不是完全不受当年气候变化的支配?某些谷类种子,储藏了四五年乃至七八年后,能否保持很高的发芽势与发芽率?再加上虫害、病害的发生,乃至解放以前经常出现的“人祸”,种种干扰,十年以上、二十多种作物的轮作计划,是不是绝对有把握地保证实现?尤其新引入的品种,栽培条件、成熟时期等,可能和原有品种有相当大的差别,十多年前订下的计划,在采用质量更优良的新品种上,适应性更不易预报。一般来说,老农累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根据目前天时、土壤、人力、物力等条件,按照农业生产的特殊要求,一切从现实出发,作短期安排,随时灵活地选择种类,也许更有把握获得合理的解决。因此,我们觉得,高度复种的轮作肯定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特征,但是在实践时,恐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灵活安排会占较大的比重。严格执行十二年十五年预定计划来倒茬的,过去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农家可以坚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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