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谈过，我国驯养动物，和世界上其它古老的先进的民族一样，起始于远古时期，根据最早的文字记录（甲骨文字）来分析，我们的祖先当时驯养了的动物，至少已有马、牛，羊、猪、狗和鸡，可能还有象【1】。后来称为“六畜”的种类，那时都已全备。秦汉以后，黄河、淮河两流域的人们自己新驯养的和由南北各地引入的，有驴、鸭、鹅、骆驼等【2】。
至于饲养昆虫，桑蚕在殷商时早已相当盛行，周代更为发达，一直是我国农村乃至中小城市的一项重要副业。蜜蜂大致从南宋时开始家养【3】，到元以后才渐渐普遍。
利用湖泊和人工水库（陂、塘）来养鱼，大致不会迟于春秋末或战国初【4】。海滨地带养牡蛎、竹蛏，可能是唐末以后盛行的。
除了上述这些为了供给衣食或力役资源而驯养的动物之外，还有畜养玩好的动物。一种是宫廷和富贵人家，让鹿类、熊类、乃至某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在“猎囿”（围场）裹面繁殖，作为围猎对象。这些猎囿，对羣众说来是“禁地”（即“闲人免入”的地方），可能还要由附近的农民以“租、赋、贡”等形式，供给饲料。也还有宫廷的“动物园”，其中饲养着的“百兽”，有时还排入“卤簿”（仪仗队）里面。另一种是普通有闲阶级饲养些犬、猫、兔、鸽、笼鸟、丹顶鹤等，有些是妇女儿童们的玩物，有些是文人雅士们的伴侣。汉代，中原的象已经绝种，从岭南输入遇象，充实皇帝的仪仗队。从西域送来过驼鸟（“大雀”或“巨雀”）和狮子。西汉初年，岭南的鹦鹉到过中原，《淮南子》和《礼记》中都记载着这种“能言鸟”，晋代开始教八哥（鸜鹆）说话（见《荆楚岁时记》）。这些驯养动物，虽然与农业生产无直接关系，但是从猎获，到驯养和饲料的供应，都是劳动人民的事。饲养管理的人，和饲养管理的技术知识，也都出白劳动人民。
（一）食用动物
人类依靠渔猎，从自然界获得肉食，是驯养的前奏。最初从驯养中繁殖的动物，除了力役与偶尔供妇女儿童们玩好之外，主要还是当作食品来源。在古人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神的观念中，一也往往宰杀活动物来给“鬼”（死去的祖先）“神”（人身化的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上帝、山、川、风、雨、雷、电等）享受，这就是“祭”（用“手”拿“肉”来行礼）和“牺牲”等的来历。
供人类食用和祭鬼神用的家畜，最早以牛、羊、猪、犬四种为主。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用这四种动物中的一种至三种作牺牲的记载，有时数达百只至四百只。而占卜所用的骨料，以大形的肩胛骨为多，在一个发掘所见的储藏备用的“骨库”中，已加工和未加工的骨料，有几千件之多。这两件事都说明这时畜羣很大。畜羣大，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草原，供放牧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殷代统治下，垦辟的农田并不很多。《诗经·小雅·无羊》，所记西周末的畜羣规模，羊只有三百头，牛不到一百（九十）头。祭祀和“燕享”（天子宴会），最隆重的时候也只用到“太牢”，即用“牛、羊、豕各一头”，一般都以猪、羊、狗一两只为常例。用牲这样少，不是关中不宜于畜牧，也不是“天子”特别注意节约，而是大面积有水源、适于放牧的土地，都已经开辟成为农田，用来生产粮食。草地大大地缩小了，不能供养过大的畜羣。
农村人口增加，田地面积必须扩大，畜牧就只能让步。牛这时主要用于力役方面，头数大大减少。羊羣可以“上山”，由无耕种价值的丘陵，供放牧用。少数的猪，一般养在住屋近旁“溷”【5】里面，利用一些不能供人类食用的农业副产品来饲养。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家禽，尤其是鸡和鸭，可以经常供给蛋，饲养管理又很简便，这时便相应地增高了重要性，几乎每一个农家都养有一定的数量。雄鸡报晓，也成了农家重要的天然计时方式。大体上说，春秋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转到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局面。一般人口的肉食，都减少得很多。除了自然淘汰的役畜，以及偶尔猎获的野兽野禽以外，供给肉食的，只有家养的小动物。《春秋左氏传》里，曹刿和他的邻居，称统治阶级为“肉食者”。《孟子》裹面的理想标准，老年人“七十者可以（并不是一定）食肉矣”【6】，都说明肉食不是一般羣众日常生活中能常有的事。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转变，乳类和乳制品，在长城以南各地区，由于没有经常稳定的来源，所以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的食品。一般羣众，日常所能获得的食品中的高级蛋白质，只有水产品、禽蛋和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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