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德 1954年出生，山西人。1982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3年获联合国开罗人口中心哲学（人口学）硕士学位，1987-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现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旅游系主任、教授，译著《社会学》（上、下册），专著《文化论纲》。
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学者中曾有人断言：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时，国人并不以为然，似乎以为是人家恭维我们，想和我们发展关系，要我们的市场，说说罢了。如今，我们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一个年代。恍然间，一幅清晰的东方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回望十年，好像中国的国运真的和什么千禧年、世纪之交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人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突然都在这个时刻实现了：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加入WTO、成功申办、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政治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那些唱衰中国的预言家们对中国的悲观预言都未出现。东方世纪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回想一下9·11事件之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当时的西方政治家们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受到鼓舞，把矛头直指中国。他们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在中国南海领空用侦察机撞击我巡航战机，预谋在我东部岛链布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大有胜券在握、一举成功之势。然而，就像一个巨人正当举起利斧砍向对手时，脚下的基石“坍塌”了。
9·11事件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冲突。早在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先生就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预言到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还断言，西方文化不可能从这种冲突中自我解脱。解药只能在东方，在中国，在中国的文化。
汤因比先生决不是一个武断的预言家。他倾毕生精力研究人类文明史，总结了人类史上存在过的33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必然前景，写成了12卷的巨作《历史研究》（1961年）。为了使人们方便了解，他在耄耋之年（1973年）将其巨著缩写成两卷本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历史研究》。前者概述了人类的历史，后者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哲学判读，句句箴言，语重心长。尤其重要的是，汤因比先生祖承西方，然而，他能超越文化的情感，立于哲学使命之高度，追随逻辑的轨迹将人类文明的希望之路指向东方。
今天，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机遇与挑战，重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形势，把握命运，从而肩负起我们所应有的历史责任。
文化与文明
认识并厘清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文化，学术界有无数个不同的定义。但其本质无疑是人类对自身周边世界认识和驾驭的能力。人类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摆脱自然界自己的原属族群，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人类的文化史就有多长。到今天，至少也有三百万年了。
在这三百万年时间里，人类大多数时间是处在蒙昧时代，即一种原始文化状态。在这个阶段，人类文化的哪怕一点点进步，都会用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人类发现了火，人类的文化探索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是火将人类带出了蒙昧时代迈向进步的野蛮时代。将人类文化的这一个时间段命名为“野蛮”时代可能是由于在此阶段人类处理部落之间冲突的普遍暴力原则。
当部落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工具的发展，开始有了剩余产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使部落内部产生分化。这时，部落内部必须有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占有关系的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些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从而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和管理被全体人所认可和接受。这就是早期的制度文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人类的文化内容主要是针对自然界的，那么制度文化却是针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随着游牧和园艺社会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人类的制度文化日益丰富，直到全面确立。我们把这种制度文化称为文化的文明形态。人类从私有制开始到国家形式的出现，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实质上是从普遍暴力向有限暴力的过渡。这种有限暴力在一个文化内部就采取了统治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监狱、政府统治和权力等，而在外部便成为以一系列谈判、条约为前提的战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文明时代，人们习惯上把那些不遵守文明规则的人叫做野蛮人。
相对于300万年的文化史来说，人类的文明史还很短暂，用汤因比的话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文明的制度还很不成熟，人类还没有摆脱野蛮，这也可能就是人类今天文明冲突经常演化为暴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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