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采取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城乡关系，就会发现当精英阶层、城市社会和文化不断地和农村相分离时，在贫穷者中这道城乡裂缝仍然很小。我们毋需接受牟复礼（Fritz Mote）的假想，即晚清帝国是一个契合无间的统一体，就能认识到晚清城市和乡村的精英们比现代有更紧密的联系。许多绅士中的领导人物住在乡间，儒家文献对乡村生活也称赞有加。城市和小镇并不作为独立管理的实体而存在，表明地方政权必然包括城市和乡村的精英们在内。科举制度为所有人准备了统一的教育经历。所有这些在二十世纪都发生了变化。城市的教育是成为精英的必要条件，城市学校里的教育内容也越来越西方化。新的职业如银行家、律师、记者、教师、医生、军官、政治家、商人和演员组成了多元化的城市精英阶层，而成份相对单一的绅士精英的子孙们则在乡村和远郊区保持了他们大部分权力（参见萧邦奇 Schoppa，1982年著作）。城市上层和专业阶层的穿着、语言和社会行为的风尚改变得更加迅速和彻底。城市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警察巡视的街道、有轨电车、汽车、公园、图书馆、百货商场、旅馆、咖啡厅、舞厅以及各式妓院，表明城市精英们与农村精英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但是工人和城市贫民与农村的联系仍然要更紧一点。许多城市贫民只是临时移民，就像从城乡之间大量的双向人口流动中能看出的一样（伊懋可，1974年著作第 10-11页）。二十世纪天津的工匠和工厂工人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移民，其中的男子（与上海不同，天津即使纺织工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把家庭留在乡下，只在过节或找不着工作时才回去（见贺萧，1986年著作第44-5,49-51,57-59页）。这些工人的文化生活也与农村的形式保持得更近，如讲故事、唱地方戏、杂耍、变戏法和玩魔法--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都变化了，更多城市的主题进入表演者的曲目（见贺萧，1986年著作185-189页）。南通的现代精英们看不起茶馆，这种鄙视在很大部分上反映了对非特权阶级的阶级偏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愚蠢的乡下人”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矛盾来这些地方寻找讼师和调解人 （见邵勤，1998年著作第1028页）。
如果我们从城市转向乡村，这些社会变迁的本质就变得模糊了--但是社会变迁的事实显得更清楚了。两个大的进程看起来最为重要：现代国家的侵入和农业商品化的持续迅速发展（见黄宗智 1985年及1990年著作；杜赞奇 1988年著作）。这些进程的后果包含了城里也可见到的某些悖论。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财政需求的增加和以村庄为单位的摊款估算，导致了农村社区制度加强：需要一个乡村政权机构在村民间分摊税额（见黄宗智，1985年著作，第275-291页；杜赞奇，1988年著作，210-215页）。同时在一个游兵散勇组成的流寇四处掳掠的时代，安全的需要也提升了乡村组织和自我防卫手段的水平。这些进程都强化了地方保护村庄不受外敌威胁的努力。
另一方面，农业商品化和不断扩张的国家需求导致了农村与外部世界的新联系，这些联系要求有新技能的代理人来办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恶名远扬的“土豪劣绅”。他们大体上相当于黄宗智所说的“地方恶霸和村落强豪”（黄宗智，1985年著作，第285-291页）和杜赞奇的“职业化的中间人（entrepreneurial brokers）”（杜赞奇，1988年著作，第217-243页）。虽然这一群人声名狼藉，但是我愿意为他们的作用进行部分辩护。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和国家》（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一书的主题思路在我看来是，由于现代国家不断地介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为了应付国家介入而产生了新的职业化代理人。这些变化造成了农村旧有政权与“文化纽带”的解体。（见杜赞奇，1988年著作，第243页，参阅第 41,74,246页）。这种文化研究方法使我不太满意的是它与老式涂尔干的论调（Durkheimian theme）互相呼应，认为社会的不宁源自于传统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涣散。我希望提倡的是另一种社会史研究观念：那些依靠社区内的声望、宗族里的地位和对地方及礼仪的熟识来使其地位合法化的老的乡村领导人，已经不适合承担应付市场或国家的侵扰的任务。为获得贷款或减税而交涉，应付征兵的官员或学监，要修桥或者是要免去给别人修路的劳役，这一切都需要新型的领导人。他们更年轻，更顽强，在应付世事上更加明达，做起事来不那么畏首畏脚。这里的关键在于，在民国时期社会政治变迁形势下产生的新的乡村领导人与人民共和国里能干的农村干部极为相似，有关的描述可以参考黄树民（Huang shu-min）或鲁夫（Geegory Ruf）的人类学著作。
在结束这些散乱的思考时，我要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几种新的、极端有力量的人，他们包括：新的专业人士（银行家，记者等等），军人（他们已经主宰了中国政治）和控制了大部分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帮会与乡村土豪。民国时期由军人主宰的国家推行了专业人士的现代化计划。他们一起追求秩序、纪律、效率和国家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这些计划带上了相当浓厚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见柯伟林，Kirby，1984年著作，第145-189页）。因为国家的计划和城市专业人士们基本是现代主义的（也因为他们的努力，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献资料），他们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但在那种研究中，我们也许忽略了乡村精英们（他们被普遍批评为守旧、落后、狭隘），而且由于这种忽略而未能了解现代中国一个重要主题的意义：城市和乡村精英们之间的疏离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内部文化凝聚力和有效政治团结的丧失。（如要参考当代的观点，可见汉韦尔，Hanwell，1937年著作）。
但是我更要强调帮会和土豪的作用。对这类所谓的“豪强”要有广泛理解。他们包括上海的青帮、四川的袍哥、河南或陕西的民团头目、广东珠江三角洲碉堡的头人，以及各类地痞、毒贩，甚至中国各城镇里会党的头目。这些人一直使国家专业人士们的现代化方案遭到挫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只是旧社会顽固的残余。他们被现代主义者们塑造成这样，但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现代变革的产物。如果我们仍然受到现代主义精英的话语所支配的文化史的束缚，那么中国的现代性看起来将与西方的没有区别：又是一个关于纪律、理性、商品化、军事化、国家、个人、主体性和（理所当然的）抗拒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类人带进我们的研究范畴里，认识到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既使得普通人能在现代社会里生活下去，又使现代主义精英们加强秩序的方案遭到挫折。这样我们就能对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得到更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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