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家的留言簿上有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的学者，如陶希圣题辞云：“1967年4月11日之夜，在联陞夫妇招待晚餐席上谈三十年前旧事，此为赏心乐事，亦感慨系之。谨志数语以资纪念。”沈刚伯题词云：“同是天涯沦落人，把杯不觉青衫湿。”也有回到大陆多年后又出访美国的，如瞿同祖题词云：“廿二年前客居康桥，常为座上客。旧地重游，久别重逢，畅谈古今，为此行快事。”周一良题词云：“三十六年，沧海桑田，康桥重晤，极乐尽欢。”语虽平淡，几十年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了。还有钱端升题词：“民国卅七年春重来康桥哈佛街三三一号。先后有（李）方桂及莲生卜居，时相过从，请益之外，亦作桥戏，弥足为乐。今返国有日即须言别，诚有不胜依依者，第望天下太平，舟车畅通，或北平或康桥重聚匪遥耳。1948年9月5日。”可叹的是，钱端升所向往的康桥、北京之间自由来往的太平世界并未实现。他在北京被打成“右派”，足迹未再出国门一步。
留言簿中有不少外国学者，如叶理绥、赖肖尔、费正清、柯立夫等，也有日本学者如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小川环树等。杨联陞不仅与学者来往，他的座上客及友人还有不少文化人，如国画大师张大千，作家老舍、曹禺，科学家任之恭、林家翘、陈省身，以及旅美的艺术家王方宇，旅欧的画家蒋彝等（与蒋彝的诗词唱和尤多）。在学术界杨联陞毫无畛域之见，对柳诒徵、吕思勉先生极为尊重。他在《汉学论评集》（英文）的中文序中说：“老辈中用卡片最得力者，我要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他的几本大书，貌似堆砌，实有见解，钱宾四、赵元任先生早年（小学年龄）似皆曾受教于吕先生。”“我最近收到吕翼仁先生寄赠诚之先生遗著《史学四种》小册，颇有独到之见。”
杨联陞经常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他对台湾学术界的主流派长期以来排斥钱穆（宾四）、洪业两先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行列之外深为不满。它曾告我说：“说老实话，钱先生《朱子新学案》这部书，胡先生是写不出来的。”他还曾说过：“下一次院士会上，我一定力保房兆楹先生当选。”可惜房先生没等到院士开会就去世了。有一次我们谈到两人都知其名而不识其人的一位学者，我当时有鄙夷之色，杨联陞正色对我说：“可不能那样说，人家自有其长处。”此事给我印象极深。
杨联陞为人谦逊，对于他所谓的“工作在第一线的人”都很尊敬。平时言谈如此，也见于他的诗和书信里面。如赠张政烺诗云：“我爱张夫子，学渊思更奇。六书申古意，八卦释群疑。广雅兼通考，潜研继日知。骅骝能缓步，驽马欲相师。”还有赠王伊同诗云：“五朝门第欣重印，记得伽蓝喜译成。余事增删南北史，神州海宇定留名。”又《为邹衡作小诗》云：“湘人来此学，考古汇群流。上通兼下贯，何止夏商周。”赠诗自然是颂扬为主，但他的诗中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对别人的尊重。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刘子健教授：“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在宋史）上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1988年11月15日赠周一良诗云：“才高四海推良史，学贯八书谁比肩。”1982年《赠周一良诗》云：“劫后重逢迸泪珠，山山呼应有还无。遗山才学兼身世，《季木藏陶》待价估。”《季木藏陶》是先叔周季木先生所藏陶片，40年代我的表兄孙师白请顾廷龙先生整理、精印成书，带给我若干部，在美国出售。我回国时，还有一部没有售出，就交给杨联陞代售，1982年我重到美国，谈到此书，他说，尚有一套没有售出，他愿出五美金收下。我当时因为孙师白这时已经不需要这几十块美金，便慷他人之慨，把这部书送给了杨联陞。因此有人讥笑杨联陞吝啬，其实，这是他节约的美德。
杨联陞为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持家以俭。一般在美国的华人教授住宅大多很高级，拥有花园洋房的不乏其人。而他的家（我只去过他在阿令屯的家）虽然不大，但并不华丽。他在美几十年始终不会开汽车。我想，这与他家庭出身有关。他的家庭本不富裕，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哈佛大学教授的薪金虽然不算少，但他和夫人都不会经营，如投资股票等等。不像有的教授，身后仍有上百万美金的遗产。这里，我想提到另外一位哈佛的老朋友于震寰先生。他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日文编目主任，月薪远不如教授之多，但他善于经营，工作几十年退休以后，拥有不少房产。他曾用这些房产支援从台湾去美国的有困难的留学生。他夫人晚年多病，长期住院，幸亏有这些房产，一所一所地充当了医药费。总而言之，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我认为他并没有美国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旧式 的读书人。
杨联陞最大的不幸，是自1958年起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时不能读书思考，烦躁不安，夜不能寐，有时甚至想自杀，必须入院治疗，周期常常达一年，后两年就比较好，脑筋特别敏锐，学术上也多有创见，然后到第三年，病又会来，越来越重，如此直到去世为止。他有时显得心胸狭窄，多所疑虑，大概是病态之一。1982年9月，他对我谈了很多学术上的新见解，同时表示哈佛在排挤压抑他，因此心情不愉快。我当时就问过哈佛了解情况的人，他们都说杨联陞绝没有受排挤压抑之事，如在退休之前，被授予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称号；退休以后，仍保留他的研究室，这些都是受重视而不是受排挤的证据。
他晚年多病，最后几年又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一切全靠他笃信基督教的夫人照顾。1989年冬天，我到他家，亲身体会到缪大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病中的生活仍很愉快。缪大姐现已八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阿令屯那所房子里，我想是宗教信仰支持她的缘故吧！
在为学方面，杨联陞194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任远东语文学系（后改称为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58年任教授，1959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应法日两国之邀，先后分别赴法国法兰西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讲学，在巴黎曾用法文做公开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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