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至1976年相继获得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他多年来还担任过《哈佛亚洲学报》编委会编委及新竹《清华学报》主编。196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退休。除数百篇论文与书评之外，他结集成书的英文论著有《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0）、《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1952）、《中国制度史研究》（1962）、《汉学散策》（1969）、《国史探微》（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与赵元任先生合编过《国语字典》（1947）。另外有十八篇中文论文，由我 编为《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美国哈佛大学为他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说：“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这两段话准确而恰当地概括了杨联陞教授一生的学术和事业。严格地说，史学家或语言学家都不足以说明他的成就，他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只有西方人使用的“汉学”二字可以概括。
1946年3月15日他给胡适的信里说：
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随便（点）制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做。（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我想，除去教英国史是一时兴到的话以外，其余的课他却能胜任。从他的论著可以看出来。
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中国货币和银行历史上的约三百个关键词语着重做了记述和分析，绘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在有关货币的部分，首先介绍了各种形式混杂的货币，然后重点讨论了圆形硬币、金银以及纸币。在研究信贷的部分，则叙述了从当铺等传统信贷机构到现代银行的兴替，并对贷款和利率方面的几个特征进行了探讨。这部书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1.此书以类别为经，时间为纬，叙述历史上货币与信贷的演变，脉络分明；2.探讨经济问题时，很好地结合了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这应与作者本人深厚的史学根基分不开；3.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颇具启发性。对于贷款为何被普遍地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创造资本，他一方面指出传统中国歧视工商业，倾向于阻止经济规律充分地起作用，另一方面又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投资土地虽然回报率低，但风险很小。此书是从历史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写出来的，它不仅是有关中国货币和信贷的关键词语研究的集 大成之作，而且揭示出古代中国货币、信贷以及总的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
杨联陞的《汉语否定词杂谈》体现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也是汉语否定词研究领域有影响的论著之一。对于典籍文献中的否定词，古人的经籍训诂里面有零星的考证。以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汉语否定词的，国内外语言学家中不乏其人：国外如瑞典高本汉（B.Karlgren）、美国金守拙（G.A.Kennedv）、杜百胜（W.A.C.H.Dobson）等；国内如赵元任、吕叔湘、丁声树、黄景欣等。杨文后出，但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够融会贯通，不囿于旧说成见，加上能以系统的观念、史家的视野，对问题做全面的、细致的考察，所以，《杂谈》有自己的特色和创见。首先，全文从发音基础及意义与用法两个方面揭示汉语否定词的内在关联以及功能区别，故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杂谈》对于以往只专注于一时、一地或仅对几种文献有关否定词的讨论进行考察的做法有所超越。它既利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成果，又联系当代方言中的古语成分，同时还纵贯古今，注意书面语言与历代口语并重，因而立论宏通，能够见人所不察。在讨论否定词与唇音的关系时，作者首先讨论汉语唇音否定词在历代的演变，然后论及其在现代汉语官话方言（如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昌黎等）和非官话方言（如苏州、温州、厦门、梅县、潮州、广州等）中分布的特点，进而利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成果，依据藏语唇音否定词的语音特点，认为双唇音否定词是原始汉藏语遗留下来的。在否定词的意义与用法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强调要注意否定词在意义上有轻有重，用法上有虚有实。人们使用语文常“带有感情成分夸张意味”，“用否定式，多数为部分否定，特指否定”，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体的语言中，否定词“不”、“没（有）”、“未”、“非”、“微与勿”、“毋”等在用法和声音演化上存在着区别，认为李方桂先生用轻读的观点来解释上古的piu?t（弗）演变为现代广州话和北京话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较好地解决了“弗”、“不”等同源词分化的条件和规律。最后，《杂谈》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亦颇独具慧眼。除了使用亲属语言、方言材料之外，魏晋以后具有口语特色的语料及中土佛经文献语言的旁证，也有相当的分量，使得《杂谈》的材料既丰富全面，又细致独到。总之，《杂谈》是一篇在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的论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然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启发性。
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作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他总共写过五十多篇书评，书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文学、考古、经济、哲学、地理等等许多方面。除去洋 人对于中国典籍理解错误以外，经常有罕见的名词术语，中国学者一般也不能理解，而他从另外不相干的资料中包括日本的资料对这些名词加以说明，使人涣然冰释。德罗土所译《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中“有籍有傍”和“以籍旁取”、鲁道夫即闻宥《华西的汉墓美术》中“诏所名捕”、波普所著《中国瓷器》中“撒孛尼”这几个词的解释皆是其例。他在香港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的报告《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属此类性质。杨联陞说自己这种做法是“训诂释史”，我想当年陈寅恪先生曾经赞扬沈兼士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一个字的解释可以充当一部文化史，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杨联陞学问之所以这样杂而精，固然跟他自己的兴趣有关，我想也是势必如此。因为外国学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的人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他们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受其沾溉的外国学生所要研究的问题亦复多种多样。老师为了指导学生不得不跟着走。这大约也是杨联陞学问方面之广的原因吧！到哈佛的美国学生莫不受教于杨联陞，得他亲炙的中国学生如高友工、余英时、张春树、陆惠风、张富美等也多卓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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