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学者则是更为直接地针对西方的话语系统提出“中国模式”理论化的重要性。如谢忠文认为，单纯凭藉西方学术话语系统下的市场化、民主化等概念范畴并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模式，所以必须突破西方的分析范式。[60]肖贵清认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61]杨承训提出，我们要探析“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律，剔除膜拜美欧的做法。[62]
2.文化自觉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就提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63]近20年后，“中国学派”再度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如果说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是近代以来无数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那么“中国学派”的创立、形成与完善则是无数中国学人努力的方向。
几年前，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农村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主体意识的状况，他进而指出，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强调社会科学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服务；就要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隐然存在的等级关系；就要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做文章。”只有当我们有了主体意识，我们的研究才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64]
而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潘维指出，“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击得失去方寸。[65]衣俊卿说，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66]温铁军认为，中国这个社会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的。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67]甘阳提出，任何直接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都是肤浅的。我们应当“用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去研究西方”[68]。
甚至学者们开始了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和治学传统的反思。荣剑就提出，“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69]翟玉忠则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输入、移植导致了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与消亡。这本质上是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学派”不等于西方学术的本土化，光引入西学是不行的。[70]
人们所反省的并不只“中国模式”本身，还有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包括学术研究领域言必及欧美、行必求接轨的态度。中国实践中的很多核心要素并不是完全得自于西方。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它们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71]那么，与实践相一致，我们在理论上也必须进行独立的拷问和探索。
（五）关于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抛开结构失衡、环境危机、投资低效、内需不足等等具体问题的争论，“中国模式”未来发展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与方向是研究者探讨的又一个重点。人们热切关注“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中国是否以及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民主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是人们争论的核心。
1.什么才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J.安德斯（JoelAndreas）说，中国并没有开创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作为推行改革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72]在很多西方的研究者看来，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西方模式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该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发展？是否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尽管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中国而言，如何真正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可能构成“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内容。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现行“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如丁学良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点之一是特权参与市场交易，这种市场经济是“小众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格局必然是私人财富的集中，必须转变为“大众的市场经济”才能改变只有一小部分人享有发财致富机会的不公平状态。[73]而王毅指出，这种“权力经济”的膨胀在中国并不乏历史传统。[74]私有经济的不断增多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使一些西方的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持怀疑的态度[75]。有的学者对于中国的批评非常严厉，比如，马丁·哈特-兰茨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改革成果远没有被广大人民共享。[76]在马丁·哈特-兰茨伯格看来，中国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长期积累起来的国家权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所影响，且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掣肘。国家的发展能力已因此而受损。[77]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并不像兰茨伯格的评论那么激烈，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而言是非常消极的，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78]德里克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分配的正义逐渐弱化，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远远地推向一种不明确的未来。而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必须保持和发扬那些在中国发展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不被注意的社会主义因素。[79]中国学者也不乏相关的论述。如杨平提出，应该看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在过去30年的经济运行中，强烈渗透和改造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未来这两种力量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80]王绍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未来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会道路越来越宽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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