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历史学者很可能会指出这条工业化道路确实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既不是如同大跃进时期那样搞“以钢为纲”，劳民伤财，更不像早年西方的工业化那样形成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对此，我们可以用过去家庭经济中农副业的关系来理解现在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关系。乡镇企业的作用，实际是集体经济里的副业。它和农业一起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工相辅。它们共同维持集体的生活，并使农村的集体经济得以巩固和继续发展。
乡镇企业正在造就乡村里的一批新人。工厂一般都设在村镇上，离开农民的住所不远。做工的农民每天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工，做工结束后还能回家耕种承包的责任田。这些人是兼营工业的农民，也是没有脱离农业的工人。这种亦工亦农的形式是当前中国工业化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是由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中间阶段。这一特点还避免了以往的工业化那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村镇和农村就地发展工业，用工业扩散的办法防止了人口向大、中城市的大量汇集。1984年，苏州市的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10余万人，超过了苏州市区的人口总数。由此推算，如果不是兴办乡镇企业，要达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有的那些大、中城市受到的人口压力将会是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不发展乡镇企业，原有城市的规模必然会扩大到问题重重、难以维持的地步。以全国来说，1985年乡镇企业的职工数已逾6000万。如果加上小城镇里原有的居民，小城镇及靠近小城镇的农村企业已经吸收了约1亿劳动人口。如果将这1亿劳动人口的家属算在内，就等于吸住了2亿以上的人口，从而避免了大、中城市的过度拥挤。总之，乡镇企业确实可以称得上中国农民的创举，它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立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对立的城市与乡村两端，起着协调的作用。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主干的乡镇企业，它的发展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实现的条件。近年来江村的实际证明，发展工业和稳定农业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是稳不住的。反之，没有农业的稳定，乡村里的草根工业就会失去根基而枯萎。当前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农业的不稳定。看来，农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经济效益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经济效益。但在发展农业时不应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而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无农不稳”还应当包括在当前和长远的考虑里。但是怎样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毕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调动起来，这是基本的方面。不过也必须看到，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必然导致小农经营。在江村每户家庭一般只有5亩田，而且往往分割为十几块。几厘田就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的比比皆是。因此小农经济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也不能忽视。为了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并驾齐驱，在苏南一些条件较成熟的乡村里已提出了适当扩大农田经营规模的新问题。少数村子甚至建立了集中经营的农场，由工业的利润担负起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农田一旦集中起来，实行机械化耕作和现代化管理，又进一步把现在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去从事乡镇企业和包括为农业服务行业在内的其他生产门道。这一过程在江苏的发达地区刚刚开始。在江村则还只是才感觉到的新问题。怎样从实践中得到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要稳定农业，就得将当前小而全的农业经营方式改造成有专业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农业。而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则有赖于乡镇工业和国营工业共同提供和创造。
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上述的江村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整个中国正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农村。它并不能代表其他的许多农村。但是，它们都是在同一的大势中推进，江村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影响其他的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里取得启发而获得解决。我们正在以无比的热情，追踪观察这一极其生动的过程，并力求如实地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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