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走访的几个乡，除震泽以外，干部们都说农业劳力颇感紧张。可替他们算一算账面上的劳力，又都与全县的情况相符，基本上能够满足农业耕作的需要。看来只算账面数字而不看实际，就不容易把真实情况摸清楚。
开弦弓村合作社的社长谈雪荣，今年刚满40岁。他家有口粮田和承包田共7亩多。原先，这些田主要由他60多岁的父亲在负责耕作，农忙时则全家帮忙。今年他父亲病故，失去了一个农业上的全劳力，种田的担子则落到他的肩上。虽然家务事由老母亲做，在村丝织厂工作的爱人和一个儿子也可在工余时间做帮手，可他既要工作又要种田，夏收夏种时家中又饲育春蚕，在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作累得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北厍乡的柳书记告诉我，这个乡共有劳力1.5万人，其中从事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非农劳动人数有1万人，还剩下1／3的劳力在种田。他强调说，从人数上看农业劳力并不缺，但农业劳力老的老，少的少，质量太差，是个不实足的数。梅堰乡的徐胜祥书记是老熟人了，他说在梅堰这个铸件之乡，青壮年劳力绝大多数被工厂吸收了，留下的都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和病弱者。所以在群众语言里多了个词，他们把联产到“劳”称为联产到“老”。
强劳力进厂，半劳力种田，这无疑是农业劳力紧张的一个原因。如果联产到“老”的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去年，在梅堰乡的庙头村有三家万斤粮户，今年大概都保不住这一称号了。据说是因为这三家的青年不听家长要他们留下种田的劝阻，都跑进工厂去了。大家普遍反映，现在农村的青年人都不愿当农民。对此，有人惊呼，十年以后将无农夫。
青年人之所以不愿留在村里种田，据说一是因为农忙时劳动强度太大；二是社会地位低下，不进工厂甚至连对象都难找；三是农业的收入少。
我注意到的是第一和第三两条，第二条是从这两条派生出来的。第一条这里姑且不说它。先看第三条，种田的收入少到什么程度？
请县有关部门计算1984年每：亩粮油作物的物质费用，结果是，以亩产粮食1433斤和油料61斤计算，亩均收入是255元，而种子、肥料、农药、机耕、排灌、小农具添置等物质费用每亩约为78元①。又据开弦弓村一户记账农户提供，去年他家的5.7亩田地共缴纳了两金一费和农业税为330元，每亩为58元。以亩均收入减去物质费用和缴纳费，农民在每亩农田的耕作收入为119元。如果一个劳动力全年耕种5亩田，则可收入595元。
据乡镇工业领导同志介绍，去年乡和村两级工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包括奖金在内）是727元。所以务农劳力收入要比务工劳力的收入少132元。这里应当指出，务农劳力的收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实物形态兑现的，即全家所需的粮食、食油、柴火等都包括在上述的收入中。以全县农业户户均人口为4人，每人需自耗农产品的价值为100元计算，那么，耕作5亩田的农业劳力只到手现金195元。还应当指出，一户人家耕5亩田必须有一个劳力被钉在土地上，而在耕种和收获时节，全家人必须都扑到土地上做帮手，由此算来，一个农业劳力的现金收人就是微乎其微了。
计算数字不免使人枯燥乏味，可所得的结果却十分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悟出不少道理。平望乡的干部说，现在种田不如一位老太太在车站上卖茶叶蛋，不如在乡镇办厂当工人，更不如到上海做小工。所以该乡的溪港村就有三户人家不肯种田，弃农经商，留下的7亩田只好由村里的塑料厂派人代耕。开弦弓村有一户人家因特殊困难退出了3亩田，村干部为了重新分配这点田召集社员开会。会议从下午7点半一直开到午夜11点半，无人愿意领受。最后还是请大家看在乡亲、乡邻的面子上，才分掉了2亩7分。北厍乡为了防止农业劳力盲目外流，下行政命令不准农户白田抛荒，外出经营需三级证明。这种现象，包括前述的青年不愿种田等等，不都可以在这计算结果的数字中找到根源吗？
因此，农业劳力的紧张，农民地位的低下，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说的一句话：种田赚不着钱。干部们把它翻译为：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由于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土地的价值在农民心中便失去了其数千年来的传统魅力。土地价值的跌落是一盏真正的红灯，不过它不应该是暂停的信号，而应成为提醒我们警惕农业有可能产生危机的标记。它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发展农业这一迫切课题，从而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
目前我们在吴江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尽管不愿种田的思想普遍存在，尽管有弃农的苗头出现，但在吴江，从总体上看，眼下的农业生产还是稳定的，农民们拼死拼活也要把落实责任制时分到的几亩田种熟种好。这是因为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还没有发展到把粮食也包括在内的程度。所以农户的食用粮和家庭饲养牧业用粮还得靠自己种出来才放心；盖屋时请人吃饭亏空的粮食也不是到市场上去买，而是到亲戚家中去借。
因此，粮食必须自给自足的传统和几十年来粮食并不富裕的教训，维持了目前农业生产的稳定。可这种维持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定从工业得利和从农业收益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再向前迈一步，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危机。
上述两个假定并不是研究者的空想。在苏南一些发达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所谓“产值四年翻一番，市场缺少鸡肉蛋”的情况。在吴江，当农户把前两年打下的粮食用塑料袋储放在家里以后，1985年便出现了改水田为旱田、变粮食生产为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新情况，以致县领导觉得国家下达的2.75亿斤派购粮任务过重，担心今后有可能完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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