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弦弓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致的，但是也有它的特点。我离开这村子以后两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我在1936年说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从1936年到1949年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是更为贫困了。当时全村的土地已有56.5％被地主所占有，75％的人家靠租田和借高利贷过日子。水利无人关心，太湖洪水一发，这些滨湖地区立即受灾。农田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亩产稻谷大约只有300斤，蚕丝副业几乎停顿，加上苛捐杂税，盗贼横行，真是民不聊生。造成这悲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在上述书中归结于土地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权力。正如格迪斯教授书中所叙述的，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农民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人民能取得政治权力和改变土地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空前高涨。若以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国平均粮食生产增长了42.8％，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以开弦弓村来说，1936年的粮食亩产量是300斤，1952年据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500斤，增加了66％。如格迪斯教授所记下的，这个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1955年已达亩产560斤。1956年就是合作化后一年，当时农民给格迪斯教授的预算该年亩产量将达700斤，那就是比合作化前1955年增加28％；比1952年增加42％。这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2年只增加14％，像现在一样，开弦弓村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上游的。
1958年开弦弓村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到1960年加上了若干其他原因，全国陷入困难时期。在最严重的时刻，像开弦弓村这样的农村也发生了人口外流的情况。但是在开弦弓村这种情况扭转得比较快，1962年已经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措施，规定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和实行了计件工分制。同时还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通沟渠；又推广机电排灌，基本上消灭了我在上述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用人力踏水车的传统方法。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大动乱开始前的四年中，开弦弓村粮食产量平均递增率是8.25％，又因恢复和发展了蚕桑生产的传统副业，个人平均收入在1966年达到119元。社员们至今把1962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市斤粮食。
1966年到1976年，这个全国大动乱时期，农村经济受到的破坏看来并没有城市里所受的那样严重。但是由于强调以粮为纲，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加上管理上强调统一指挥而不考虑各地区的差别，即所谓“一刀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农村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以开弦弓村来说，1966年到1978年的十二年中，粮食总产平均递增率是3.95％，不到大动乱前的一半。由于单打一抓粮食，忽视了工、副业生产，与粮食生产上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加上人口增长，个人平均年收入一直徘徊在114元上下，也就是停在1966年的水平上。
这次全国大动乱在农村中的消极影响到1978年底才得到全面纠正，中国的农村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继续讲到这几年在开弦弓村见到的新气象和新问题之前，我想插进一段讲一讲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就是人口问题。
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同时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1917年，中国人口有4.4亿人，32年后（1949年）人口增加了1亿，达5.4亿。又经过了32年，1980年末估计中国人口已近1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2％，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人口增加81％，每年平均增长19％。这样多的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90％以上分布在中国的东南半壁，东南一半的人口密度十倍于西北半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00到500人，是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开弦弓村就在这人口最密集地区。我在1939年得到当时这个村子的人口数字是1458人，格迪斯教授得到1956年的数字是1440人。虽则由于该村行政地区划分略有改变，在比较人口数字时还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弦弓村在抗战时期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后在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最初八年（1954年-1957年全国出现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长24％），开弦弓村人口却比较稳定。我至今还没有找到1957年到l965年这段时期的人口资料，而这正是它的人口开始上升的时节。1966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到1899人，比1956年增力1459人，即31.9％，增加率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于开弦弓村这个特殊现象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现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书中已经讲过的，这个村子的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控制的习惯。我在这次访问中曾追问他们为什么后来抛弃了这个习惯而让人口暴涨呢？他们给我的解释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婴，所以儿童多了，后来群众有了节制生育的医学方法之后，儿童还是比较少。这种解释是否可靠还待调查。但是这表明这村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对人口需要控制的传统观念。
当前开弦弓村的人口2308人，和1936年或1956年相比，只增加约60％，和全国在相同时间里的增加率相比应当说是比较低的。在这个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数增加外，还有死亡数降低的一方面。这方面在我这次访问中印象很深，不仅是我还能找到许多30年代相识的老乡，而且从人口资料中看到在70岁以上的人数，1936年是17人，而现在却有114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改变了过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识到人口压力的开弦弓村，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计划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使得这村的干部在答复我问到最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时，很有把握地说：“这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1977年以后不仅增长率已经降低，而且已出现过负号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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