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第一次看到“余英时”这个名字，是他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出版，风靡一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书也是我的案头必备。余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的领域很宽，他的许多著作，都超出了我的专业与知识范围，一开始，我是被他的文章本身所吸引，他提问的方式、论述的方式以及分析史料的方式，与当时我能够看到的大多数论文不同。
我这一代，不少人曾经怀有同样的困惑：我们想摆脱几十年一贯的报刊“社论体”说话方式，可是因为从小在这一套汉语系统里长大，离开它，还不知道找什么话来替代。小说影视经常讽刺拿腔拿调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说人话”，而写论文的人似乎积习难改，那时候，拉个架子说空话、大话的论文还比比皆是，有的杂志甚至非此不登。
也许是“局外人”的缘故吧，余先生完全没有这些套套，他的文章都是自然而然、一气贯通，恰如苏轼所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994年，我在京都偶然听到他的一次讲演，也印证了从书中得到的这一印象。
那天，余先生是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班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京大的平田昌司教授约我一起去旁听，余先生立论高远、推理绵密、要言不烦的讲话风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同时还注意到他回答问题时的礼貌和诚恳。
大概也就是在那前后，张灏、林毓生、夏志清、张光直、何炳棣、许倬云等旅美华人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在大陆流行开来，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资讯发达、往来便利，他们的书每次在大陆被介绍或者出版，都会一时间洛阳纸贵。我自己则是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现代小说史》、《番薯人的故事》这些书中，学习到汉语世界里的另外一些思想、知识和经验。
这些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李怀宇的《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编辑李世文推荐给我，我一边读一边回忆起这些往事。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今观昔，在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让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今天，回头去看当年这批旅美学者几乎个个有过令人惊艳的出场，未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在很多人眼里，历史的这一页，又似乎到了可以翻篇的时候。但是，如果要讲大陆“后三十年”的学术史，无论这批旅美学者是否亲身在场，我想他们的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余英时、张灏的思想文化史论述，还有夏志清的现代文学史论述，都曾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与新的思考路径。又比如说林毓生对“五四”的研究，也曾促使我们对那一代人的思想、学术，做新的评价和梳理。
这批学者去国久远，早已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可是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敬意和温情，还是提醒了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要有一个历史的、中肯的估价。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虽然有着很深的“中国情怀”，却都经历过西方的学术训练，很多问题的提出，也是在呼应着西方学界，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西方汉学跟我们自己的学术存在微妙的差别。
世事都有因果，对这些旅美学者及他们的著作，认不认同、赞不赞成，是一回事，是不是看到他们的存在、影响，又是一回事。
《家国万里》的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他访问的余英时等十二位旅美学人，虽然有几位是认识的，可是大部分我都不熟悉，只是这些年陆陆续续读到过他们的文或书，因此，首先我想应该感谢作者将这十二位学人一一介绍给我们，满足读者“读其书，想见其人”的愿望。
我一向认为记者有记者自己看世界的立场，对学术，也是这样。记者对学术包括学人的看法，不一定就能与学界内部取得一致，可是，好的记者大多有一种可贵的直觉，他们见多识广，看问题格外敏锐，而实地采访的习惯，又让他们始终保持感性，尤其是他们最懂得如何面对大众，所以，当他们用“新闻体”谈论学术的时候，与硬梆梆的学者论文相比，观点要鲜明得多，语言要生动得多，感情也要丰沛得多，因而也就更能够深入人心。
这些年，有的学术话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主要就是靠了媒体的推波助澜，前有“孔子”，后有“民国”。而有的学者之所以能够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也要归功于媒体的塑造。学界与媒体、学者与记者，常常是难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尽管身在学界，有时候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两者之间的界限，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我想谁也不能否认，好的媒体与好的记者为学术、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恐怕未见得就比学者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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