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史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互动显然来自人类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觉的。或者，将之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与19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十分类似，它们都秉承人类历史不断朝着更高和更完善等级发展的理念，其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universal world history）观念指的是“世界的进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16）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发展”。（17）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在当代，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三个变体：一是体现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追随者；三是当前的全球史研究。（18）其中，全球史因其较为公允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都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目的。对于全球史史学家来说，互动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但在实际上，互动并不是展现全球历史的唯一途径。娜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地方故事在展现相同的全球历史面貌时的可能性，并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史’就是描述过去的唯一适合的方式”这一论断提出质疑。（19）
二、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
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主的“庶民研究”学派不断努力的结果。（20）“庶民研究”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虽已结束，但影响力至今犹存，由其所衍生出的“后殖民史学”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史学形态。（21）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前，后殖民史学的实践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将之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具体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殖民主义重新置于世界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和考察。与以往的研究侧重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同，后殖民史学探究的是殖民地知识（colonial knowledge）如何影响和决定宗主国（西方）对殖民地（非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西方的权力运作。伯纳德·科恩的《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可谓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分析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各种知识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类，细致而独到地展示了英国文化霸权和政治控制在印度的逐步确立。（22）近期的一些著作同样体现这一趋势。
比如，尼娜·布雷的《海市蜃楼：拿破仑的科学家与揭开埃及的面纱》剖析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此次科学考察可以看作是现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它带来双重的结果。对欧洲而言，大量有关埃及的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艺术方面的知识，不仅在欧洲促成一股经久不息的埃及文化热，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思维和科学意识。对埃及来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开始派遣医生、士兵、工程师和教育家前往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此揭开。但在另一方面，此次科学考察之后，欧洲便开始对埃及进行肆无忌惮的文化掠夺，埃及则在现代性文化上更加依赖于欧洲。欧洲与埃及彼此勾连的知识生产，显然是在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完成的。作者进而提出更具世界史意义的思考：欧洲与埃及的跨文化互动，究竟是加深还是减缓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究竟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还是将一种文化的统治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23）
布赖恩·理查森的《经度与帝国》有着相似的主题。该书叙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上的三次航行及其对形塑世界的意义。库克在其航行中，为地球上不少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地带绘制了大量地图，其精确度和规模都超过以往。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库克在绘图学上的贡献完全改变了此前西方人绘制地球时的片段性和模糊性，被认为创造了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受库克绘图学范式的影响，西方人开始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去绘制世界地图，世界各国的位置得以明确化，与各个地方相关的民族、动物、植物也得到收集、辨认、理解和命名。库克的三次航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塑造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全球知识体系，也为创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知识基础。作者最后指出，西方对非西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更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而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组织形式。（24）
对历史上殖民帝国的考察，是后殖民史学重构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兴起。（25）帝国作为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聚合体，以及它在政权上的普世性要求，向来是理解全球联系无法回避的主题。近年来的帝国研究，已经摆脱欧洲中心或单一民族的视角，力求探寻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与帝国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26）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后殖民史学更关注殖民帝国是如何通过其庞大的机构行使权力，以及殖民地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这种权力。殖民帝国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这一权力的反抗，构成世界史中交换与互动的“另类”模式，因为它代表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的回忆。用穆芮纳丽尼·辛哈的话说就是：“帝国总是一项肮脏的事业。它所推动的交换总是强制性的和不平等的。暴力从不会远离帝国。”（27）所以，世界历史中的权力问题要比跨文化交流和大规模贸易更为复杂和深刻，无此我们难以理解过去的世界和当今的世界。
从帝国的视角研究世界史还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纠结”（entangled）的世界图景或世界网络。与那种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不同，帝国的网络异常繁杂，不仅包含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还有帝国内部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多向联系，以及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平行联系。（28）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协商、妥协和抵抗。帝国网络中的每一个主体，不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处在相互构造和彼此依赖的瓜葛之中。宗主国固然对殖民地产生重要影响，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的回流”给宗主国造成的各种变化。比如，大量殖民地居民向宗主国的回流，在改变宗主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包括饮食、服装、语言和艺术形式在内的文化混杂状态，不仅重塑了宗主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29）与那种单一的全球叙事相比，这种多层次的纠结的历史更利于揭示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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