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民族史与区域史
与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不同，跨民族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将研究的基本单位重新放在民族或民族国家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回归，而是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从空间上来看，跨民族史的对象既可以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也可以是不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线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界，也包括抽象的文化边界。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将跨民族史理解为一种在兼顾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对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互动与联系进行研究的世界史新范式。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堪称此类范式的典型之作。该书描述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与竞争，反映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该书的视野不仅跨越了大西洋，而且远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始终把握着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30）
新近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民族史辞典》，对跨民族史研究的主旨进行了更为详致的概括。编者指出，现代世界史不仅要被理解为民族史的总和或国家间事务的编年史，而且要被理解为并不总是局限在世界上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也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政府的人员、商品、观念和技能的联系和流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各种跨越边界的流动、联系和挪用，我们才能完全把握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跨民族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国家或国际事务的框架内，即便是税收、冷战等众所周知的事项，也会呈现出全新的意义。（31）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民族史与全球史有着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但跨民族史的研究尺度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局部的或者聚焦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种研究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去突出地方经验，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入江昭在对跨民族史和全球史作出区分时指出：“正如全球史在概念上将自身与世界史区分开来一样，跨民族史或许同样可以与全球史区分开来，因为它涉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但依然是跨越民族的力量和主题，比如地区共同体，地区间的移民、疾病和环境问题。像人权和恐怖主义这样的主题当然可以放在全球史的概念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跨民族史会赋予这些主题特定的时间段，因为跨民族的联系和现象可以说是与17世纪以来的民族史共同发展而来的。”（32）
对于入江昭将跨民族史的上限定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建议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nation”一词，将之视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33）这样，跨民族史的研究方法便可以应用到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也可以被视作一部跨民族史著作。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作“非洲人列奥”（Leo Africanus）的摩洛哥穆斯林外交官，他被海盗掳往欧洲后，接受教皇列奥十世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列奥在意大利生活期间，根据其在非洲的游历写下《非洲印象》（Description of Africa）一书，并因此在欧洲获得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九年后，列奥重返非洲，成为“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戴维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生动地描述了列奥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跨越但又纠结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故事。（34）
一个与跨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略有不同的世界史编纂方式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阿兰·梅吉尔指出，存在两种区域史。一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的历史；一种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的历史。前者介于民族史与地方史（local history）之间，后者介于民族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史之间。（35）保罗·克莱默则认为，不论是第一种区域史还是第二种区域史。都可以通过某些政治经济或地缘政治途径与世界史或全球史发生联系。（36）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史的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过，布罗代尔是从总体史的角度来理解地中海的，而当前的区域史突出的却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37）
当下西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自1998年起开始设立大西洋史学奖（The James A. Rawley Prize in Atlantic History），从其中一些获奖图书的研究主题中不难看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早期美洲、欧洲和非洲或者英国、法国及其在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所构成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之间的联系。（38）对于大西洋史在世界史编纂中的意义，迈克尔·吉梅内斯和马尔库斯·雷迪克在《什么是大西洋史？》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大西洋史在探索全球史或世界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这一区域的研究和写作的展开，它将必然涉及与其他地理或文化区域（太平洋圈、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西方‘文明’等）的比较，这些互动也会影响到大西洋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以及大西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历史。”（39）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区域史就是构成世界史或全球史之一部分的区域性经验。如果将各个区域具体而特殊的历史经验抽离，世界史或全球史就将成为空洞而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反之，世界史或全球史若要避免一元化趋势，也必须借助区域性经验，使自身朝着跨区域史的路径发展。诚如梅吉尔所言：“世界历史如果是按照彼此差异但却相互关联的国家及区域历史并行撰写的方式、而非单一叙述的方式，将得到更好的呈现。”（40）
无论是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还是作为潜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跨民族史或区域史的进展，在本质上都是对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的一种纠正。如同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一样，全球史叙事也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成功地撰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的话，这种全球史也应当是一种全球时代承认差异的历史。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借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一概念，（41）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承认的历史”（the history of recognition）。
(责任编辑：admin)
|